[摘要]贰臣，因违背封建社会标榜的忠义之道而备受清初社会舆论谴责，对该社会群体的文化功能研究往往因其政治行为而被忽略。本文拟探讨贰臣在清初史学史上的作为，并分析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清初史学发展的进程中所显现出的社会文化功能。
[关键词]贰臣 清初 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08－05
贰臣，即变节之臣，本是朝代更替之际出现的普遍现象。清初贰臣，特指背明降清之臣。据笔者粗略统计，乾隆皇帝敕修《贰臣传》，分甲乙两编，列贰臣123人。这些贰臣，可按武功与文治加以简单分类，二者数量几乎相同。武臣如孔有德、吴六奇、祖可法等约计58人；文臣如冯铨、钱谦益、陈名夏等约计65人。如果说武臣的功用在于武功，驰骋沙场、开拓疆土、肃清叛逆，以武力维持社会秩序，相对来说，文臣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参与政权和传承文化方面。但是，由于背弃封建社会所标榜的伦理道德，丧失所谓的“大节”，并遭清朝统治者刻意贬低，贰臣的社会形象于有清一代尤显难堪，对他们的评价亦颇有争议。贰臣在文化层面的作用蔽于其政治行为的阴影，往往被低估甚至忽略。作为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人群，贰臣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并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历史功能。为此，笔者拟以清初史学为背景，研究贰臣的文化作为，并揭示其政治归属与文化行为之间的关系。
一
清初(指顺治、康熙两朝)史馆，是贰臣比较集中的机构。为此，作为安置贰臣的重要机构，清初史馆的功能颇耐人寻味。而文职的贰臣，依托史馆，在官修史学层面所展示的文化功能亦呈现复杂性的特征。笔者据《清史列传》、《清史稿》等资料统计，清初贰臣中有史官任职经历的有17人(如下表)。
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初，急于利用贰臣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影响来稳定民心，巩固政权。因此，除了在军事方面信用武臣以征剿平叛、开拓疆土外，文职的贰臣则在文化领域，尤其是史馆委以要职。入职史馆，参与纂修，是清初贰臣的重要文化活动。贰臣参与的官方修史活动包括：《太宗实录》、《世祖实录》、《太祖圣训》、《太宗圣训》、《明史》等等。一些贰臣在学界享有盛誉，他们在史馆任职，被认为是众望所归。金之俊恭贺陈之遴任《明史》副总裁之时，由衷地感叹：“余于是仰见朝廷郑重史事，慎简史官，而窃幸明史之有托也。以学如陈公，辞如陈公，忠厚正直如陈公，而使之奋笔领袖，必能为子长、孟坚之叙述，俾前代事迹，灼然可观，岂逊西汉一书哉。”
凭借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史学素养，贰臣在官修史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冯铨对古代经典图籍、王朝圣训、历史掌故都很熟悉，尤其精通明朝的历史和各种典章制度，所以清朝皇帝“一切经史著述编摩，皆令专任”，甚至连皇帝废后也要冯铨提供历史根据。顺治朝大型官修史书活动，如《明史》、《洪武宝训》、《太宗文皇帝实录》，翻译《三国志》、《太祖圣训》、《太宗圣训》等等，冯铨都参与其中，并多次受到赏赐。除了实际参与官修史书的修纂工作之外，冯铨在征集史料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冯铨被征人朝之后，首先“奏收前朝典籍”，目(卷”并积极提供家中珍藏的史料，毛奇龄称：“涿州相公家以崇祯一十七年邸报全抄送馆编辑，名为实录。”顾炎武亦说：“而中秘所收，乃出涿州之献。”直到康熙统治时期，还曾命官员至冯铨家中，据《涿州志》记载：“康熙九年，圣祖驻跸涿州，命官至大学士冯铨私第取前明邸报以备史略。”
当然，在肯定贰臣对清初官方史学的贡献的同时，还须注意其局限性。首先，贰臣的史学贡献与整个清初官方史学的发展是相应的。清初统治者戎马倥偬，修史毕竟非其首务，甚至有时只不过是一种官方姿态而已。这样一来，贰臣所充之史职的贡献难免有限。以修《明史》为例，顺治初年首开史馆，成果寥寥，史臣们的作为自然不会很多。其次，贰臣于史馆的任职带有一定的权宜性或姿态性。所谓权宜，指一些贰臣任职史馆的时间相当短暂，来不及有所建树就已经离职或另用。如宋权，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充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总裁官，九月即乞假葬亲，次年方还朝，于实录的纂修工作很难说贡献甚巨。所谓姿态，指一些贰臣仅挂名史馆，谈不上有实际的贡献。如李若琳，于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因诏修《明史》，任副总裁官，七月，即授为礼部左侍郎，于史馆的任职只是挂名而已。另外，由于贰臣在政治上首鼠两端，在修史问题上难免遭遇尴尬，故而贰臣修史，有时还会起负面的作用。清初盛传大学士冯铨损毁实录的故事，称：“熹宗实录成，藏皇史窚，相传顺治初，大学士涿州冯铨复入内阁，见天启四年纪事，毁己尤甚，遂去其籍，无完书。”
综上可知，对贰臣在官修史书方面的贡献亦须两面观之。一方面，贰臣确实在充实史馆、领导修史、提供史料、身体力行修纂史书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另一方面，则需认识到贰臣修史的行为以及对史学的具体贡献是与整个清初的政治文化环境相依傍，与官方史学的发展状态相一致的，并受其政治行为的影响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可以说，贰臣对官修史书的贡献，恰好满足了清初统治者文化建设的需要，既开启了清代官修史学的门径与规模，又保持了史学发展的起步与迟缓状态，从而与清初的时代特点相适应。
二
清初是中国史学史上私家修史发展的第四次高潮。史家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代表不同政见，贰臣，亦为参与私家修史的重要成员。贰臣中著名史家如曹溶、钱谦益、吴伟业、孙承泽等，均在史学领域有所建树。其中尤以孙承泽为代表，他一生著述颇丰，有43种之多，史部如《天府广记》、《元明典故编年考》、《山书》等，另外其笔记《春明梦余录》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丰富的藏书是封建王朝私家撰述的重要条件，贰臣之私修史书与其优越的藏书条件有直接的关系。贰臣之家，于明于清，均世代官宦，很多为当时著名的藏书大家。如孙承泽家有藏书楼玉凫堂，藏书7万余卷，甲申之变，书多散佚，后多方收集至万余卷，时称“退谷万卷楼”。钱谦益中年建拂水山房以庋藏典籍，晚年则有红豆山庄，崇祯十七年(1644年)，特建绛云楼，藏书称七十三椟。显然，藏书在物质方面为贰臣以私人的名义编撰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除了这一史料方面的优越条件之外，贰臣修史，也与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心理状态有关。
较比官修史书，私家修史形式和内容都更加灵活，史家能发挥的自由空间更广泛，故在清初学界盛行一时。贰臣之所以对私家修史非常关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心理上比较敏感，为了维护自我利益和自我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士人阶层政治立场不稳定，在封建社会中是一种忌讳的事情。生活在新朝的贰臣，会招致种种非议和嘲笑。为了维护个人尊严，阐明不得已而为之的凄惨经历，贰臣往往会通过修史的形式说明政治立场选择的无奈。熊文举修史，颇有为己辩护之意，他详细描绘了明末战争的亲身经历，并说：“枕戈二载，削牍几数万余言，中间于上台将领士民谈守备储积机宜，亦自凿凿可听，然终近于书生之谈虎，归里概
取焚之，以明际会偶然，非所好也。戋戋五纪，实西城磨盾偶存，诚不忍此点点泪光，与雁阵狼烟一时俱散，因之简出，用志新荼。后之谈兵及战守者念之哉，无以余之偶然而易视天下事，且贪天功为己力也。”通过史书，熊文举细述个人遭遇，表明在明清之际的战乱中，一介书生已经为维护明王朝统治而倾尽个人之全力，只是未能力挽狂澜而已。为新朝征召，腆颜侍奉新主，更是多次抗争，终未能逃脱的命运。
一些贰臣早在明朝的时候就任职史局，史学素养深厚，并留心收集史料，积累丰富。钱谦益在明朝时就以史官自居，“谦益承乏史官，窃有志于纂述考览”。他平日关心史事，凭借良好的史学修养，渊博的学识，不断加深其史学造诣。他一生酷爱图书典籍，是著名的藏书家，对古代史籍有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比如他曾经就班固的《汉书》和司马迁的《史记》在体例上的优劣进行分析，指出：“班氏父子踵太史公，纪作书，以谓慎核其事，整协其文，而其体例各有不同。”钱谦益认为：“班书以事之先后为次，……年经月纬，一循史家之例，而于太史公序事之指意则失之远矣。”在史学理论方面，钱谦益认为：“六经，史之宗统也。六经之中皆有史，不独《春秋》、三传也。”入清以后，自然而然地以修史为天职，可惜，绛云楼藏书毁于火，钱谦益的史著未能完成。
补充史料，寄托对明朝的怀念之情是贰臣修史的又一动力。如孙承泽，他初录东林，继降大顺，终人清朝，一生之中，鼎易其主，三遇坎坷，但对明朝却始终怀有眷恋之情。他晚年山居之后，杜门却轨，不问朝事，专心致志地修史，《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其撰述23种，凡400余卷，大部分撰述都与史学有关。其中记录崇祯时事的史书《山书》，最为人所称道，“孙承泽《崇祯山书》长于掌故，文秉《烈皇小识》多录政事，张岱《石匮书后集》偏重纪传，三著鼎峙，各具所长。”《山书》，又名《崇祯事迹》，因崇祯一朝没有实录，孙承泽希望通过私人修史的形式补充官修实录的不足，于是广搜邸报章奏等，又加以昔日在朝时的闻见，修成《山书》，按年记述崇祯一代朝章典故，每篇以四字或五字标题，虽非实录，但一代章奏事实，赖以存者甚多。
贰臣虽然亦以私人之力修史，却呈现出复杂的心理矛盾。如钱谦益拱手降清后，修史的心志虽存，但却表现得小心翼翼，多次搁笔。他强调史书难成的客观原因，认为：“其故有三：一则日实录无征也，二则日传闻异辞也，三则日伪史杂出也。”实际上，贰臣修史，主观上的苦衷尤多。在封建王朝统治时代，正统问题是难以避开的，贰臣谈正统，显然进退两难。另外，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贰臣作为备受非议的社会群体，是最没有发言权的。因此，等到钱谦益精心收藏的绛云楼藏书毁于一炬之后，他悲叹：“祝融作虐，荡无余烬，仰天而哭之，自此绝意于纂述矣。”
总的看来，在清初这个私家修史较为繁盛的时代，贰臣虽也参与私修史书，但表现出来的积极性远逊于其他社会群体。作为参与修史的特殊群体之一，贰臣受社会舆论因素以及矛盾的心理因素的干扰。亲身参与修史的人数并不多，编纂的史书数量也不多。
三
学者谢正光通过考察清初士人的诗文倡和发现，虽然政治倾向不同，社会行为有明显差异，但贰臣并非完全为士人群体所孤立，成为社会文化圈中的孤岛。相反，贰臣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明遗民顾炎武与贰臣曹溶维持了长达20年的友谊，曹溶幕府中亦汇集了一批遗民，为此，他撰专文指出：“清初士人于政治操守之外，尚另有所实爱。政治上所作的选择，亦并无碍于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认同。”在史学方面，除了参与官修史书，以及以个人身份修史这些直接对清初史学作出贡献的渠道之外，贰臣还是沟通民间与官方，联系私家修史与官修《明史》的重要纽带和桥梁，显示出其史学枢纽的重要社会文化功能。
首先，一些贰臣为学界泰斗，凭借自身学识为私人史家及其史著提供参考意见。如钱谦益，为清初学界领袖，史识渊博，为土人钦服，很多私人史家均求教于钱谦益，希望他在撰述风格、方法甚至选取史料时应该确定的中心事件等一些修史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详细指教。吉水李文孙，作《李忠文公行状》，就正于钱谦益，钱则出于史家之责任感，详细指点，指出：“状所载监、抚二疏，备矣，第未详初疏在某月某日，次疏在某日，词臣南迁之疏，相去又几日。此大事也，须用史家以日系月、以事系日之例，时日分明，奏对隔别，则同堂共事，交口合喙之心迹，可不辨而了然矣。……又若皖城之役，单骑人左营，保全东南半壁，此事尤为奇伟。当时奏报书尺，处分条画之详，更欲详悉访求，以供撰述。古人如司马、韩、欧，论次此等事情，必须委曲描写，使百世之下，须眉咳唾，一一如见，不应草草命笔也。惟足下重图之。”邹漪就史学纂修求教于钱谦益，钱以两言相进：“一则日博求，二则日虚己。”吴炎、潘柽章也曾就史事，就正于钱谦益，钱亦一一作答。另外，谈迁之求教于吴伟业，也是贰臣凭借其博学多识发挥其史学枢纽作用之一证。
其次，提供史料。清初贰臣多为明朝显宦，拥有丰富的藏书。钱谦益之藏书得天下之精华，为此，很多史家请求得到钱在史料方面的指点。钱谦益于《复吴江潘力田书》之尾谈到，“《东事纪略》，东征信史也。人间无别本，幸慎重之。俞本《纪录》，作绛云灰烬。诸侯陆续寄上，不能多奉”。可见，潘柽章于史料方面，得到过钱谦益的帮助。谈迁于史料方面，亦曾就教于吴伟业。顺治十年(1653年)，谈迁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邀请，应聘作记室，沿运河北上，全力寻找史料，亦多次请教吴伟业。谈迁“入京凡两年，在《北游录·纪邮》凡八百六十七条日记中，谈及与吴伟业过从交往及诗文有关者，凡七十条左右，占总数百分之十强”。谈迁出身贫寒，虽有修史之志，但于史料方面，多有遗憾，而吴伟业对谈迁有求必应，他不仅“磬之所有书籍、邸报供谈迁使用，甚至冒了危险，将恳请年余，才从侍郎孙承泽处借来其手撰的，富有史料价值的《四朝人物传》，一再地给谈迁参考”。
再次，征询民间史家建议。贰臣既任职史馆，就有责任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沟通官方与民间的修史信息。遇有修史进程中具体的难题，他们会不耻下问，通过书信的形式征求民间史家的意见。如曹溶晚年为修史之事曾修书黄宗羲，与之商议，《倦园尺牍》中有《与黄太冲》一札，云：“河上干旄，不足动高贤之盼。国史蹉跎至今日，海内有余望焉。弟衰后始解读书，荟萃末年事七八种，得之亲见，稍异剽闻。终苦双腕颓唐，不称颂飚之意。频思刺舴艋、登著作之堂而请焉。萍踪飘摇，望先生如天上。近知绛帐东来，两中丞以通志相属，借班马之才，施之郡国，似为小屈。然一乡文献，藉以不朽，所系甚大，太史方折衷于此，岂特各省修志者视律度为步趋乎?”
最后，提携后进。作为学界前辈，一些贰臣通过各种方式提携史学界的后起之秀。比如钱谦益得潘柽章《国史考异》，大加赞许，认为：“伏读《国史考异》，援据周详，辨析详密，不偏主一家，不偏执一见。三复深惟，知史事之有成，且成而必可信可传也。一官史局，半世编摩，头白汗青，迄无所就。不图老眼，见此盛事。”此外，撰写序跋，评析史书也是提携后进的重要形式。对史书作者而言，请同行名家为之作评介可以扩大影响，促进史书流传广布，并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教。此类成果众多，不一一赘述。
较比亲身参与官修以及凭借个人私力修史，贰臣在沟通与协调官方史学与民间史学关系方面发挥的作用虽不见明显之成果，但却不容忽视，并且意义更为重大。
综上所述，在清初史学领域中，贰臣享有独特的社会历史地位。他们是官修史书和私修史书的实际参与者。但是，由于受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贰臣修史承受了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心里充满矛盾与困惑，为此，其修史行为与成果难免受到影响。同时，贰臣还是沟通官修与私修，协调其间关系的重要枢纽。应该承认，尽管贰臣在政治上大节有亏，但他们在社会历史文化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抹煞。在清初纷纭变幻的时代背景之下，贰臣以其独特的社会和文化地位，为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金之俊.金文通公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宋大章等撰.涿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4]毛奇龄，毛西河先生全集[M].万有文库本.
[5]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吴山风等纂修.乾隆涿州志[M].光绪元年刻本.
[7]朱彝尊.曝书亭集[M].四部丛刊本.
[8]熊文举.雪堂先生集选[M].续修四库全书本.
[9]钱谦益.钱牧斋全集[M].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0]阎崇年.燕步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11]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2]张宗原.谈迁和昊伟业[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1994，(2－3).
[13]曹溶.与黄太冲[A].黄宗羲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郭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