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刘家和;中国史学;历史理性;通史精神;求真致用
中国历史学源远流长，至20世纪初，因东西文化社会碰撞交融而与西方历史学汇流，遂发生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史学革命”，形成后来研究者所说的“新史学”或“现代历史学”。中国现代历史学家由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现代史学及社会思潮会通而兴起，兼容并蓄，逐渐成为人类历史知识探索中一支庞大力量。新史学百年以迄于今，新史家在文献、目录、版本、考据性研究方面，依然多遵本土传统，而于理论思想方面，则多瞩目西方。中国史学既有悠久历史，其理论思想，自有异于西方而足可为现代史学继承者，中国史学史家相关论著已称丰厚，足资查考。然而其中大多研究，只在中国史学传统内部立意，罕有将中国史学理论思想置于世界史学宏大范围而做比较论述者。近读刘家和先生著作，云翳渐开。家和先生有言：“以史学与经学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史，不仅有助于对中国古代历史与学术思想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对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上的特殊个性与中西异同的理解。”取意此言，兹就研读家和先生相關论述心得，陈说如次。
一、经史会通揭示历史理性
“轴心期”时代发达的各个文明，皆有经典。经典传承，对后来文化社会演变产生重大影响。然而轴心期经典凝聚成为专门学问，在轴心期以后时代持续构成文化精神中流砥柱者，见于中华文明而不见于西方。与此相关，中国史学在轴心期开始发达，在经学形成时代成蔚然大观。仅从现象层面看，中国经学与史学，并行发达，互为表里，绵延垂久，为中华文明制度、价值、思想、精神渊薮。是以中国中古时期开始做文献四部分类，首列经、史。由宋抵清，学者有“五经皆史”、“六经皆史”之说，皆反映经史互为表里的事实。然而中国古人虽对经史表里早有认识，从中国自身学问立场对二者关系的阐释相当充分，但古人处于各文明联系疏阔时代，缺乏世界学术关联意识，经史关系自有剩义，尚待现代学术视角下的分析。而且，原典形成时代并无分科、分类意识，经史惟一，稍后分类，亦不精详。比如四部分类，其实是着眼于图书之别而非学科划分。中古以后讨论“五经”、“六经”皆史，略有学科分类意味。然而如果然欲做学科分类，需通观所有知识方能圆通，非仅讨论经史关系可以实现。所以宋代以降论者之“五经皆史”、“六经皆史”，今人用学科分类意识衡量，都不无滞碍。家和先生经学根坻，通晓古今学术差异，以现代学术意识推详考究，故能于前人止步之处，提出通解。如择金毓黼先生嘉言，认为《尚书》、《春秋》可称史学，其余只能视为史料，即是现代学术立场体现。又如先生从国际学术着眼，对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Legge）、日本学者安井衡经学相关研究，详加评析，有弃有取。在此基点上，乃有研究中国史学之个性这样的话题之提出。复因先生洞悉经史同源之义，其相关考察既在史学史中，亦在经学史中。前人治经，偏于泥古;今人治学，则经史分殊，经学文献流为先秦史及思想史之资料，于其中义理，每不经意。对于中国经学与史学根本关联的探讨，本不必拘泥于诸如“五经”、“六经”为史书抑或为史料之分剖，而在于探讨经学与史学所共享之思想，包括价值观、方法论、思维方式。家和先生于此，独有洞见。
家和先生认为，中国经学与史学皆关注此岸世界，这与印度古代经典方向构成差异。“那些宗教的经学所关注的终极目标在于彼岸世界，而史学所关注的目标的最大极限仍然不出此岸世界。在古印度的学术史上，既然宗教的经学占据了支配的地位，所以为史学留下的余地自然也就不多了。”先生对于印度早期佛教思想、古印度土地关系及社会性质，皆曾做深入研究，。他对于印度古代宗教经学占据支配地位因而史学难以发达的看法，虽未专门阐发，却极具透视力和启发性。轴心期各文明皆曾推出极发达精致的思想，然而史学较为发达的中国与欧洲，经典系统总体而言并非宗教性质。古印度宗教经典遮掩世俗思想，对永恒境界的思考超过对因时而变之人间经验的记录和总结，史学之意义因是而不彰，这的确构成古代印度不曾有发达、系统历史学的一种合理解释。同理，中国史学持续发达之因由，也由此而获得一种总体文化精神层面的说明。轴心期时代文化的世俗性其实是中国古代史学发达的基础，儒家等以人世为旨归的思想体系贯穿史学演变历程，中国史学具有强劲“经世”取向的因由，也藉此更易理解。家和先生进而指出：“古代中国有发达的史学与经学，而且二者之间相互关系密切。中国的经学（甚至诸子之学）则一般皆植根于历史主义的土壤之中，坚信真理只能从变化的动态中去把握，具有反实质主义的历史倾向;所以，史学与经学之间相互沟通。而且，中国古代哲学主体为历史智慧之学，以经世致用为目标，所以与历史学之经世致用的目标恰好互为表里。”由此看来，家和先生所见中国史学的经世取向，不仅基于史学与经学共享世俗性的基础，并且深入到二者关联的深处，即从“变化的动态”中把握真理的历史主义思维方式。此种见识，不仅在考察中国史学特征的学术著述中前所未见，在关于中国文化特征的更广大范围学术思考中，亦属创见。有关经史关系的考察，由是而被提升到中国文化一般特质的高度。
关于中国史学的个性，家和先生最具独到性的见解体现在他关于中国历史理性的讨论中。他所说的理性包含两重含义，“一是人对于事物的性质与功能的思考与论证，二是事物自身存在的理由与理路（或条理）。如果按照中国固有的名词，那么此词也可以用一个‘理’字来表达。”希腊文中表示理性的是1ogos，现代英文中的reason指经过逻辑论证而得出结论的能力。中文中与理性对应的词就是“道”，道衍生出理，理从属于道。中国古人亦曾以理、道互训。历史理性既体现在历史客观过程中，也体现在相关的探究过程中，“简而言之，就是探究历史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和探究历史研究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古希腊人的理性道路则是逻辑理性。司马迁作《史记》，以“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自任，并称孔子语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可知其编辑史书，志在以事明理。王守仁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在他的理解中，史之根本在于明道。章学诚推展王守仁之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可见经史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学问体系，目标统一，皆在言理明道，都是探究历史过程及历史研究过程中的所以然与道理的学问。中国史学传统从往事中求证道理的追求绵延不绝。这种追求，无论实现到何种程度，体现着中国传统求取知识特有的思维方向。如果承认中国历史文化中具有某种理性，其一必为历史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