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的民族史表明：“从古到今各个民族的形成几乎都是多源多流的，源流之间又有着复杂的交错联系，有些是同源异流，有些是异源合流，有些则又是源流交叉。要孤立地搞清一个民族的族源及其发展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民族的变迁和融合，一般有迁徙、战争、通婚、杂居以及地理生态环境的变化、自然灾害和周围民族的经济文化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
青海高原古羌自古就与中原华夏保持着紧密联系，不仅有着十分悠久的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而且是古代西域、南亚文化与华夏文化沟通的重要通道。尽管青藏高原一直天水一方，但就在这天老地荒、雪域绝境、大漠草原之间，古老的高原民族为了生存、迁徙和交流，以无畏的气概、惊人的毅力，锲而不舍地探寻高原与外界的通道，看到外部精彩的世界。应该说这是古羌在这一地区自身发展的历史记录。从人类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来看，一个民族的发展受其地理环境的影响至深。古羌从青海高原走出，散布到五湖四海，立起了千邦万国。
青海历史上古羌悲壮的
三次大迁徙
据历史记载：羌人第一次远古时代的大迁徙，主要是朝着两个方向。
一是炎黄两大羌戎部落中若干部分相继东迁，炎帝部落达今山东一带。《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说：“神农氏、姜姓也……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得王，故号炎帝。初都陈(今河南淮阳)，又徙鲁(今山东)”。《国语·周语》说：“齐、吕、申、许由大姜”。说明当时从河南到山东有相当众多的古羌戎后裔。随着羌戎东迁山东半岛，古代羌戎中流传的昆仑神话也随之东传，形成了蓬莱神话。根据《泰山记》、《登泰山记》、《名山揽胜》中记载：北方广为流传的碧霞元君常说“尝礼西王母，七岁问道法”。说明西王母不仅是古羌首领而且还是一个传教布艺的大师，碧霞经常去请教学习她。还有，西王母除周穆王崇拜她外，尚有汉武帝、东方朔、董仲舒、三茅真君也曾多次求见过西王母。这就说明古羌影响巨大，在华夏民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事实上，就华夏族在上古形成的成分看，华指早期定居于中原地区并进入“力农学务”农耕文明的族群；夏即指从中国西部，包括今甘肃、青海地区逐步东进到中原地区，并从事农牧的羌人。此前称羌，“穴居野处，采牧为主”的牧羊人，到中原后，称为戎，意为弃牧从耕的人。如此看来，历史不能不说“华”和“夏”以显示华夏族的正宗正统与不可替代性。
二是羌戎自陕甘青地区西迁到今新疆西南莎车、疏勒至葱岭以西帕米尔高原。《汉书·西域传》记载：“出阳关，自近者始，日若羌。若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更往西有“西夜国……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可见，古代羌戎西迁西域者为数很多。这些记述清楚地表明，如今居住在新疆地区的柯尔克孜、哈萨克、塔吉克等少数民族族源无论如何与西羌族难以分割。有记载说，希腊公元前550年瓶画《赫克利斯与海中圣怪特立同比武》正与青海大通出土的舞蹈纹盆相仿，亦见之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和阿塞拜疆等地的岩画也同工异曲。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谓天为“撑梨”、“唐代译突厥语”为“登里”，今土耳其诸族称天为“撑梨”。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早在上世纪40年代发表的《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一文中就指出了这条古代羌戎走过的交通路线。西迁的羌戎可能在夏商周之前，已经成为后来维吾尔、塔吉克、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各族的先民了。
第二次大迁徙发生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这次迁徙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着较详细的记载。生活在青海等地的先民族被称为“古羌人”或“西羌”。也就是说，在距今4000年前大约与华夏族差不多同时期，我国古羌族业已形成，“羌文化应是与华夏文化同样的古老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河湟羌人开始向农耕过渡。秦始皇时，曾筑长城设防，西阻羌人。这一时期的中原王朝，特别是秦国的崛起，给中原文化圈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而这种强势必然导致开疆拓土的国内战争，从秦献公兵临渭首，灭狄戎，至西汉时期频繁的羌汉战争，迫使羌戎各部落向黄河、长江上游、金沙江南北的云、贵、川、藏及青南高原广大西南地区迁徙，并与土著相融合，形成后来的藏、白、怒、哈尼、傈僳、纳西、拉祜、普米、阿昌、土家等族的先民。毛佑全、李期傅所著的《哈尼族》中说：“哈尼族有悠久的历史，与纳西、拉祜等民族，同源于古代的氐羌族群”。据汉文史书记载：氐羌群游牧于青海高原，其中有一部分逐渐往南迁流，散布到川西南、滇西北、滇东北广大地区。让人一呼三叹的是2000年12月17日，三星堆出土之青铜文物中，有一尊女性铜像特别引人注目，其造型端庄、柔美、慈惠，在众多的出土文物，如纵女人铜像、金杖、鸟头铜像中，这一尊女性铜像是唯一的，显得弥足珍贵，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应当说，三星堆文化遗址代表的是古蜀国蚕丛时代，其国王当为男性。然而，以古蜀国如此发达的文明，却要供奉这样一尊女性铜像，可见其非同小可。多数学者认为青铜女像即是西王母。西王母属古羌人女王，而古蜀国，显然是由氐羌人建立，应属西王母的后世子孙。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在一个男权社会里，独独地供奉一位女性祖先。据考证，古蜀国约建立在4000年前，而西王母古羌当在五千年前，史书上有古羌人曾南迁的资料，这证明古蜀国与西王母有渊源关系，而西王母当然属于他们的始祖和祖神被隆重祭祀或供奉，也就尘埃落定。《普米族简史》还记载：“先民起源于西北青藏高原的古羌人”。川西羌族则直接说“青海是他们的故乡”。至今云南羌族、白族、纳西族等有“叫魂送鬼”的习俗，最后叫到祖先原来的地方去，从青海迁移的都叫“来啊来啊，到青海湖边去!”抒发了一片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据考证，“咸池”是一种乐曲名称，是属西王母音乐系统的，初传到荆楚之地，成为“洞庭之野”，使之开始“畏”，继而“惑”，终而“乐”。荆楚乐人改革并超越西王母之古韵，而不自得，调律常新。起源于青海昆仑山地区的舞蹈“朗玛”、“堆谢”、“果日谢”、“锅庄”见于彝族的“对角”舞，均属古代西王母舞蹈之类。兴犹未尽、情犹未了之中，曾给这里各民族以重大影响。
第三次，大迁徙发生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一时期，华夏的历史舞台为匈奴、鲜卑、氐、羯及羌等少数民族提供了最佳的表现自己的舞台，羌族与匈奴、羯、氐等少数民族竞相内迁，建立自己的政权，经过100多年各民族的角逐和交往，把民族大融合推向一个新的水平。经过这次大迁徙大融合后，除了青海果洛地区的党项羌和四川茂汶地区冉龙羌还保留其种部落外，绝大多数羌族已
基本汉化，或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了。
青海历史上诸多民族
五次大融合
青海高原地处偏远，在传统的中国“正史”里，这里一直被列入“边外”，视为“夷蛮”之乡。但从秦汉以来，近至明清，却一直冲突不断，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土埋白骨血溅草，月冷黄昏鬼守门”的诗句，印证了历史上很多大的战场都在这里展开。究其原因，一是它地处我国北方草原地带边缘，是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地，自古是汉羌民族文化冲突的焦点；二是它地处中国西北之腹地，中亚与东亚的中心，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民族迁徙及扩张，东西交通往来的需要，必然使这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今天，在西宁周边地区，或沿湟源峡西行，“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一百里一城”，军事的遗迹障塞墩燧，星罗棋布，使人仍可想见当年这里狼烟四起，金戈铁马，大军呼啸于古战场之壮烈画卷。
据《青海随思录》记述，青海历史上大的冲突基本可以划分两类：一类是秦汉时期中原对青海地区的扩张以及河湟羌戎部落对内地的进犯；唐代青海地区吐蕃政权与唐政权的和战纠纷；另一类是吐谷浑时代和元代蒙古族对青海地区的武力征服及占领。恰恰正是这些大的冲突的发生与延续，促进了这一地区民族的融合、经济的开发、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的进步。这一历史结局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这也是青海汉、藏、蒙古、回、土族等社会演进到今天这样的格局的重要历史成因。
秦汉时期中原对河湟地区的扩张及开发促进了青海第一次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汉代，汉民族开始大量进入青海，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派将军李息和郎中令徐自为率汉军10万征西先零、封养、牢姐等诸羌(牧驻今湟源、海晏、共和县)，结果羌人战败，大部被归降，还有一些羌人“去湟中、依盐池左右”，也就是退居到青海湖西南诸地。于是河湟有许多空地，从内地迁移一部分汉族从事垦种，这是由于征战，汉民族进入青海之始。
汉神爵元年(前61年)，后将军赵充国率军六万西征羌族。羌族被平定后，赵充国便向汉宣帝三上“屯田奏”，奏文大意是：从临羌(今湟源东)到浩门(今民和)一带，已开垦和未开垦土地有二千顷以上，留步兵一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屯各要塞处垦田。同时对湟水流域交通进行整修，从湟峡(西宁小峡)经过丹地(今湟源)到青海湖地区，沿途修路架桥七十余处。这是由于原来征战的将士留下来屯田，成为青海汉民族之始。
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中郎将平宪等人，携重金到卑禾羌海(今海晏)，下辖四城。西海郡设立，人口稀少，于是又增新法令“犯者徙之西海”，从此犯者人口以千、万记数，这是由于充军成为青海汉民族之始。然而随着“五胡乱华”的开始，汉民族或内迁，或被同化，南北朝后即无踪迹了。隋炀帝西巡后，又曾“发天下轻罪徙居之”，然而很快便退出了。
河湟地区属陇西，为金城、西平等郡，包括临羌(今湟源)、安夷(今平安)、破羌(今乐都)、允吾(今民和)。全面加强了对西北边疆的控制和治理。特别是汉代，为了控制匈奴南下，在河湟地区大肆推行屯兵制，以屯田开发资助军饷，以养马设厂为军需所用，于是从内地征调大批汉人丁男戊卒，大军万人，小军千人，屯田牧耕，烽戊逻卒，万里相继，以却强敌。当时政府在西北的牧苑马厂最多达以36所，因罪遣送放牧的官奴罪犯动辄达到数万人之多，马匹数量最多高达40多万匹。军队屯田的范围不仅扩展到河湟地区、河西走廊，远到河源腹地、新疆，甚至到今天的中亚一带。不仅防止了匈奴对汉朝西北边境的侵犯，也大大推动了河湟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是青海地区汉羌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后来汉朝设立“西海郡”，“徙者数千”又打通了与西域各国的通道，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也出现了与西域通商的“青海道”，进一步促进了西域各国与青海及内地的经济、文化、商旅往来。
吐谷浑时期是青海地区发生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时间大约在两晋时期即太康四年至十年(公元283年—公元289年)。吐谷浑原是东北鲜卑族的一支，后迁徙至河套地区，20年后晋永嘉之末(公元313年)西晋发生混乱，吐谷浑族趁机率众西行，到了枹罕、甘松地区，即今甘南(四川北部)一带。此后跨过洮河，西到白兰即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北至青海湖，以至南达四川西北部。他们在这一地区兼并羌氐，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吐谷浑在青海一带建立了长达三百多年之久的吐谷浑国，这也是青海地区第一个统一的封建民族政权。吐谷浑时期，除鲜卑族外，还有羌族、氐族、匈奴、高车、契骨、柔然、契丹、女国、象雄、吐蕃、突厥、西域胡人和汉人。这些语言不同、族属不一的氏族部落，经过三百多年漫长的历程，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为青海民族的历史形成奠定了新的基础。学术界一直认为今天青海的土族，其始祖即当时的吐谷浑族。
这一时期青海地区另一支大的民族迁徙是党项族的迁移。党项本属羌族一支，世居古析支(今青海东南部河曲一带)。吐谷浑占据青海后，一部分党项族为吐蕃和吐谷浑所融合，另一部分融合部分汉人、回鹘人向陕、甘、宁地区内迁，到了今甘肃庆阳、陕北地区和宁夏中宁、固原一带。吐蕃强盛后击败吐谷浑，青海部分党项族再次东迁，主要向贺兰山以东地区迁徙，并进入河套地区，有一部分寄居在河西走廊一带，与当地民族进行了新的融合。
唐代吐蕃与中原关系的发展促进了青海地区民族第三次大融合。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在青藏高原崛起，统一当地诸羌，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国。
吐蕃的兴起给唐朝边境带来了很大威胁，双方发生过大非川、大良川、石堡城等多次大战，最终达成了《唐蕃会盟》，通过和亲政策，建立了甥舅关系。唐蕃关系的发展加速了双方的经济贸易和往来，在今日月山设立第一个茶马互市，从此内地工匠、工艺人又同藏人通婚，为青海地区多民族的融合谱写了新的篇章。
元明清时代蒙古族的扩张形成了青海地区第四次大的民族融合和交流。宋宁宗元禧二年(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先后几次对外扩张，西征欧亚，占领了中亚、西亚的广袤土地。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蒙古族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青海藏区和西藏均为蒙古统治，蒙古人开始迁入青海，设有西宁州，包括乐州和廓州(今乐都、化隆)。原来各藏族部落变成了蒙古王爷的封地，青海各地设立了蒙军的台站栈道，各哨卡都由蒙古军人驻守。青海今天藏区许多蒙语地名，诸如“那拉撒拉”、“恰卜恰”、“若兰布拉”、“丹噶尔”、“哈拉库图”、
柴达木、德令哈、希里沟等，就是这个时期的历史遗迹。到明清两代，蒙古族又有亦不剌、卜儿孩、俺答汗、却图汗、顾始汗诸部西入几次向青海的迁徙，直到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罗卜藏丹津叛乱平息后，清政府在《青海善后事宜》中才正式确定了蒙古族两翼二十九族青海的属地范围，核定了青海蒙古族的正式封号，这就是形成今天青海蒙古族的历史基础。蒙古族进人青海，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领地，许多地方的蒙古族信奉喇嘛教，已与青海当地藏族结合为兄弟一家。
另外，早期藏文史籍一直称蒙古民族为“霍尔”，并云“地在西夏之北”，直到明清，藏族才分称蒙古族为“索布”(阻卜)、土族为“霍尔”。有专家认为，霍尔是“早期对吐谷浑故地的一些非汉人的泛称。”在今青海东部和广大藏族地区有许多与霍尔有关的地名。近代，西藏藏北草原上的牧民也被称为“霍尔”，有“霍尔三十九族”之说；今四川甘孜州所属的道孚、卢霍、朱倭、甘孜、东谷五个地区总称为“霍尔五地”，可见，霍尔曾是青藏高原上一个人口数量众多的部族，这些成为现代藏族的霍尔人必与蒙古人有关，但也不能否认与古老吐谷浑人的渊源关系。
在蒙古西征的漫长岁月中，蒙古人还以签军的形式将中亚一带的伊斯兰教徒带回中原内地，并在甘、宁、青、滇等地予以安置。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于是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入中国境内，或以军队形式令其屯田自力，或与汉人杂居以定归属，逐步形成了甘青等地的回族聚居地带。这是蒙古西征之后西北地区又一次大的民族融合，也是青海多民族聚居的又一次历史发端。
明代是汉族迁居河湟并取得较大成就的时期，也是青海历史上第五次民族迁徙和交流。从明初开始，汉民族成为青海多民族格局的一支重要的主体民族，一直繁衍发展到了现在。青海邑人中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马秀英，很有才华，深受宠爱，但有一点不合时尚的缺憾——脚大，因此人们当面尊称为“马皇后”，背后直呼“马大脚”。有一年南京珠玑巷(又说竹子巷或珠丝巷)的市民正月十五闹元宵，有男扮女装骑马戏闹者，被佞臣瞧见，谗言于朱元璋：“男扮女装者，女貌大脚，倒骑在马上，手舞足蹈。”朱元璋一听火冒三丈，这不是暗喻我朱家天下倒行逆施吗!孰可忍，士不可忍!回到宫中立令将珠玑巷居民围而杀光。就在这时，马皇后劝言：“爱民如子，仁德宽厚，则民心顺，民心顺则天下兴，天下兴则社稷固。”朱元璋一听觉得言之有理，于是下令全部发配塞外，撵到了青海。这个传说与《纲鉴总论·广注明朝杀京民条》的注述：“帝(太祖)以元宵灯谜画一妇女，手怀西瓜乘马。而马后脚甚大。上日：‘彼以皇后为戏谑’盖言淮西妇马(皇)后脚大也，乃杀京民之不安本分者”的记载相吻合。
又据湟源县大华乡的池汗村和塔湾乡的塔湾、崖根、红土湾、后庄、河南、阿家图村，申中乡的申中、韭菜沟村，波航乡的纳隆村，城郊乡的河拉台、纳隆口等五乡十一村1704户家族宗谱的调查(1985年)，其中有1413户、6651人的祖籍在南京江淮一带，系明洪武、浙江、天启年间被充军、移民而来的。
清代入居青海的汉族祖籍，主要是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湖北等地。其中屯边诸多来自江浙、皖、鄂等地，做生意者多数来自晋、陕等地。
汉民族的大量迁入，大大改变了原有的民族成分，对农业、商业、手工业、畜牧业的开发起过重要作用，也在文化上对其他民族产生过重要影响。
青海历史上民族迁徙与
融合的巨大影响
青海历史上民族迁徙和融合，有着十分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
首先，向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传播了当时比较起来最为发达的羌戎文化。古羌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晋秦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楚越文化、塞北文化等地区性文化一样。这是由于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历史活动空间所决定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是由各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重墨沟通的。传说中伏羲的八卦哲理、取火知识和编织渔网的技术；神农的耕植五谷的耕作技术和尝白草总结出的医药知识；黄帝的武功韬略，治世之术以及创制车轮、建筑房屋取火起灶等工艺技术；还有大禹通过“学于西王母国”，导河积石山，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水利知识等等。这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对当时的原始社会生产力的推动，如同近代发明的电和蒸汽机的作用相竞媲美。
其次，代表先进文化的羌戎在迁移过程中，与各地土著先民的融合，对以后诸多民族的形成及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反过来说，北方畜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对古羌文化也有巨大的推动和影响。又有资料表明：石棺葬以青海为最早，西南次之，东北又次之。这三大区虽然相隔甚远，但石棺的结构却惊人地相似，我们有理由可以推测，石棺原为青海羌人所采用的一种葬具，以后随着羌族的迁徙，才传播到西南、东北去了。比如《周易》中“地理”曾是风水的一种称谓，先传播到中原，后传到东南亚各国发展成了天、地、人系统的有机循环观念。再如夏代羌人乐舞《飞燕外传》所记连臂踏地歌《赤风来》便是踢踏舞，西音、四孔骨笛、锅庄舞等给华夏民族以重大的影响。《山海经》传到中原，对神话和民间传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对刚刚萌芽的小说又起到了催化剂作用。
第三，直接承袭了血脉贲张、同宗同根葫芦这一昆仑神话的羌戎，在其迁徙和融合过程中，广泛传播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创世说。据有关学者研究，昆仑神话源于葫芦神话。《淮南子·高注》中有“昆仑，虚中也”，认为昆仑是空虚的葫芦的别称。《独异志》中说：“华夏远古的创世者伏羲女娲的本义应为葫芦或瓜，大洪水袭来时，兄妹二人避难于葫芦之中，即昆仑山中。”川、滇、凉山彝文典籍《勒俄特依》记载：“藏、彝、汉三族的始祖同出自于一个葫芦。”彝族民间传说：苗、彝、汉三族的始祖是出自葫芦的伏羲女娲兄妹婚配所生。又据有关专家、学者调查，向东澜沧江及怒江迁徙的古羌人的后代就是至今苗、瑶、壮、彝、傣、白、哈尼、傈僳、拉祜等族；往正南去的就是今藏族：往北去的古羌儿女成了匈奴、突厥、西夏、蒙古；沿黄河长江东去的东羌人成为后来的西秦、东夷、汉族；而留在昆仑山下河湟大地上的古羌成为后来的古西羌人、党项人、白兰人、吐谷浑人、吐蕃人、汉人，又演变成今天的汉、藏、蒙古、土、回及撒拉尔。可谓“民族团结亲兄弟，源本出于炎黄帝”。应该说这对历史上祖国广大疆域的形成、为增强中华各民族同根同宗的凝聚力、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吐谷浑曾是后来藏、汉、土等多民族形成的重要因子，为青海多民族融合、缔造发挥了重要作用。据《青海通史》记载：公元3世纪末西晋武帝咸宁、太康年间，居于今东北辽宁义县境内的鲜卑慕容氏首领涉归之庶子吐谷浑因草场纠纷率部西移阴山(今内蒙古西部大青山一带)游牧。晋永嘉末(公元313年左右)，南越陇山到枹罕(今甘肃临夏)，居洮河流域的漒川地区。后受前秦、西秦等威胁，向西发展，进入青海地区，与当地氐、羌民族错居杂处。东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吐谷浑之孙叶延联合当地羌族首领以祖父之名为号建立吐谷浑政权，设置官吏，主要从事畜牧业。随着势力的增长，吐谷浑又控制今甘南、川西北松潘草原及青海黄南、果洛等地，并进一步向西发展。北魏拓跋余承平元年(公元452年)，拾寅即位，在伏罗川(今青海都兰县境)筑城设都。西魏文帝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吐谷浑主夸吕在今共和县石乃亥乡境内筑伏俟城，为其夏都。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率兵攻灭吐谷浑。根据汉藏文献记载，吐谷浑亡国后作为吐蕃统治下的邦国依然存在，总之，吐谷浑从立国到成为吐蕃治下的邦国，再到消失，在青海历史上存在了500多年，它为青藏高原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曾是后来藏、汉、土等多民族形成中的重要因子，为我省民族的融合、缔造中华民族发挥过重要作用。同时，它开辟了丝绸南路的“吐谷浑道”，对沟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也有过重要贡献，它在发展传统畜牧业经济的同时，建筑城池，发展贸易经济，吸收中原文明，对青海社会历史的进步有过影响。因此，研究吐谷浑文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应作为青海的一个品牌。
世界上任何单一的民族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一元和多元的统一。民族乃是在人类发展各个埋藏的不断迁徙、不断融合、不断改造中形成的。青海今天的多民族聚居的省情特点，与古代这一地区民族迁徙、融合是分不开的，是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生存与发展的必然产物，青海今天的历史，正是几千年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它所涉及的不仅是历史，还有现实；不仅是存在，还有超越；不仅是过去，还有未来。
回顾历史，羌族作为青海高原古老民族，她不忘家声，将古羌文化传播到四面八方，为促进中华民族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迁入青海的汉、藏、蒙古、回、土等诸多民族不仅正在建设更加美好的高原家园，而且毅然奋起，昂首挺胸，立足青海，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展现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宛如一颗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发出更加灿烂闪烁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