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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植物学以传统植物学知识和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学科：人类如何认知植物，如何利用植物，如何保护和管理植物及其环境，如何将传统植物学知识应用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植物如何影响人类的经济、语言、文化等。
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植物学家哈什伯杰（J.W.Harshberger）教授1896年创立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以来，至今已有123年。1966年，中国著名植物学家李惠林教授在就任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讲席教授的就职演讲上，首次使用了“民族植物学”一词。1982年裴盛基研究员发表了中国第一篇民族植物学研究论文，开创了中国民族植物学，促进了其在亚洲的发展。
民族植物学以传统植物学知识和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對象，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学科。其研究内容包括人类如何认知植物，如何利用植物（包括经济利用、药物利用、日常生计利用、文化利用等），如何保护和管理植物及其环境，如何将传统植物学知识应用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植物如何影响人类的经济、语言、文化等。
民族植物学发展至今，已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描述阶段，即调查、记录并整理民间如何认识和利用植物的知识，采用编目形式进行描述，用图形表达，记录声音图像，整理数据、建立信息库;解释阶段，即识别民族植物学调查过程中获得的结果，并对其进行解释和评价;应用阶段，将前两阶段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民族植物学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植物学、人类学、药物学、语言学、生态学、经济学等。民族植物学还有许多相关学科，如民族生物学、民族药物学、民族生态学、民族动物学、经济植物学等，涉及人与自然之间许多方面的关系。
民族植物学在植物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在2017年召开的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上发布的《植物科学深圳宣言》中，第6个优先领域就是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内容，明确“对于与植物和自然相关的乡土风情和历史传统，我们要加以评估、记载和保护”。具体内容是：有关自然的传统知识和乡土风情文化正在消失，其速度甚至超过了生物多样性流失的速度。这些知识一旦消失，其涵盖的许多对自然的独特见解也将一去不复返。植物科学工作者必须和拥有这些知识的人携手合作，全面理解并共同致力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化多样性，连同农作物的遗传多样性，对维护未来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建立良好的跨文化、跨知识体系的合作，制定快速周密的计划并加以实施。
发达国家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目前世界上有许多研究团队在致力于民族植物学研究，例如世界三大著名植物园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团队。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Kew）拥有以西蒙兹（M.Simmonds）、内斯比特（M.Nesbitt）等为代表的团队，他们主要在非洲和曾经的一些英国殖民地国家开展民族植物学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就。邱园收藏着10万余件经济植物藏品，包括饮食、药物、器皿、纸张、衣物、染料、漆器、编织物、文化器具等植物制成的物品和植物原料，展示了世界各地不同民族对植物的广泛利用，至今仍保持着每年收集2000件经济植物藏品的状态。
美国密苏里植物园（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是世界著名植物园之一，也是美国最古老的植物园。国际知名植物学家雷文（P.Raven）早年与合作者在墨西哥的恰帕斯高原讲泽尔塔尔（Tzeltal）-玛雅语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植物学研究，与人类学家一起研究当地人对植物的命名、利用，以及传统知识。在他担任密苏里植物园主任的40年里，支持萨里克（Jan Salick）、布斯曼（R.Bussmann）、艾泼奎斯特（W.Applequist）和哈特（R.Hart）等在世界范围内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和生物多样性保育工作，还与中国科学家一起开展中国西南山地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纽约植物园（New York Botanical Garden）也是世界著名植物园之一，以皮特斯（C.Peters），白立克（M.Balick）、帕多琪（C.Padoch）和范德贝鲁克（Ina Vanderbroek）等为代表的科学家都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他们主要在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群岛）、太平洋岛屿，以及中南美洲，研究当地人对植物的利用，取得了瞩目的成果。纽约植物园经济植物学研究所组建了由民族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生态学家、植物学家和林学家组成的多学科研究团队，在热带地区开展研究。例如，他们研究秘鲁北部亚马孙地区的原生果树，包括果树的生态学和生物学特性、人工栽培与管理、传统的生产和管理方法，以及该地区水果的贸易情况等。基于民族植物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可以评估所选果树的经济潜力，促进可持续管理和遗传资源的保护。
民族植物学研究的主流方向目前仍由欧美国家引导。纽约植物园、密苏里植物园等在以民族植物学方法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上做了大量工作，这些研究都非常经典，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英国肯特大学、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等的团队对资源植物与社区发展，尤其是对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社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意大利烹饪大学、波兰热舒夫大学等的团队在食用植物方面有很好的成果;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等则有民族药用植物研究的领军团队，尤其是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团队在东南亚开展了一系列民族药用植物的研究工作，对民族药用植物的发展和当地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英国伯明翰大学等主要致力于对农家品种（也称老品种或地方品种）、不被重视作物及其野生近缘种的保护，推动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粮食安全、食物主权的研究和应用工作，这些工作对传统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意义重大。
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植物学发展迅猛，其中，金砖国家的表现尤为突出。例如，民族植物学在印度越来越普及，许多高等院校都有民族植物学团队或开设有民族植物学专业印度还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与农民权利法》，除对列人保护名录的植物物种或属以外，还对符合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标准（DUS标准）的“农户品种”（farmers" variety）予以保护。这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制度，为保护那些民间传承下来的、当地特有的农作物品种，以及防止这些种质资源流失提供了法律依据。
南美洲国家则注重民族植物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巴西民族植物学研究揭示了巴西药用植物传统名称和医学名称之间的关系;在玻利维亚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将“自由列举”“半结构式访谈”等民族植物学调查方法应用于定量研究时，有可能对调查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南非主要研究民族药用植物，特别是对草药和兽药的研究，他们也渐渐开始利用组学、药理学等手段深入研究这些药用植物中的有效成分，并将其开发应用和加以保护。
发展中国家不仅蕴藏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还拥有多彩的文化多样性。中南美洲热带地区、喜马拉雅至热带东南亚地区、西非至中非热带地区，是全球生物文化多样性最为集中的三大区域，这里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也备受关注。例如，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等国家所在的亚马孙河流域，每年有数以百计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药用植物、食用植物、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传统知识。
中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植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高等植物多达3.4万种。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已达5000年，且从未间断;中华民族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诗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重要典籍，都记载着中华民族与植物的关系。中国也是世界上文化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国家，少数民族多达55个，且有不同的支系，拥有77个特有语种。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5%，但全国的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7个自治县和其他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区域却占国土面积的64.2%。各民族传统利用的植物就有2万种之多，其中药用植物达11 146种。各民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医药卫生、文化和宗教都离不开植物，自古以来就与植物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在生物、文化多样性如此丰富多彩的国家里开展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1987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学研究室是我国民族植物学的第一个研究机构。1990年在昆明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民族生物学大会，标志着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开始发展。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开始设立民族植物学实验室，为全国各民族源源不断地培养民族植物学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2013年6月，中国植物学会民族植物学分会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正式成立，这在中国民族植物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截至2018年，全国性民族植物学会议已成功举办9届。
我国各民族都具有本民族显著的地域和民族特征，民族植物学就是根植于此，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各民族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和经验，并为之提供科学依据，以期实现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对生物文化多样性进行保护。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从云南的西双版纳起步，现已扩展至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机构和人员都大幅度增加，一些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自然保护机构都纷纷投入到民族植物学的工作当中。
从最近5年发表论文的数量来看，中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群体最集中的区域是云南昆明、北京、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湖南怀化。昆明的群体包括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农业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北京的群体有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等。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民族植物学论文的数量，则以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最为突出。
现代民族植物学
现代民族植物学是指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当地人群与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手段包括分子生物学、组学、信息科学、网络技术、3S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现代分离技术、波谱技术、药理学等，它们可以帮助调查和整理传统植物学知识、分离和鉴定植物化学成分、分析植物遗传多样性、评价植物功能基因、预测植物经济价值、建立植物资源利用模型等;它们不仅能对传统植物学知识进行科学验证和深度评价，也能为其保护与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储备。现代民族植物学是建立在经典民族植物学的工作基础上的，第一步仍是调查、记录、整理传统的植物学知识，但是它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不仅可以应用于传统植物学知识的科学验证和深入评价，发展民族植物学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而且能更快捷有效地进行民族植物学编目，抢救更多传统植物学知识，有利于保护和持续利用植物资源和生物文化多样性。
特殊生境地区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在特殊生境地区开展研究也是当前民族植物学的发展方向。高山地区，如喜马拉雅山区、高加索山地、安第斯山脉;极地环境，如北极地区、巴塔哥尼亚地区;沙漠，如撒哈拉沙漠、索諾拉沙漠;海洋与岛屿，如地中海、所罗门群岛、印度洋。研究居住在这些特殊生境地区的人们是如何利用当地植物，并用科学的手段研究这些植物的特殊性，进而保护这些特殊生境地区的传统知识。
多学科交又融合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多学科交叉和融合是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另一很重要的发展趋势。包括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如组学技术就有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已广泛应用于民族植物学研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
民族植物学的国际重大合作计划民族植物学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国际组织和国际学术刊物的重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Science and Policy for People and Nature，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I PBES）将土著和地方性知识作为一个重要议题;里山行动计划（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IPSI）主要是促进各国在自然环境保护和恢复方面的合作，其中有很多民族植物学的内容。国际学术团体组织，如国际民族生物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thnobiology）、国际民族药物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thnopharmacology）、经济植物学会（Society for Economic Botany）、美国生药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Pharmacognosy）等组织的大会中，都有很多议题是围绕民族植物学展开的。一些国际学术期刊，如《民族生物学和民族医学杂志》（Journal of Ethnobiology and Ethnomedicine），《民族药物学杂志》（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经济植物学》（Economic Botany）等，都大量刊登有关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文章。
展望
民族植物学研究近年来更加规范，学术界达成了一些共识，如传统知识的产权问题（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and benefit-sharing，ABS），事先知情同意原则（prior informed consent，PIC）等。
近期发表的一些民族植物学论文，说明民族植物学研究可以解决当下的一些热点问题。例如，通过民族植物学的调查研究发现，利用传统植物学知识可以应对饥荒问题，还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植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利用植物的方式是由当地文化决定的;不同族群之间通婚，导致种质资源的交换，由此形成了非洲木薯多样性的动态变化。
总体来说，虽然美国学者提出“民族植物学的根在中国”，但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整体水平低于欧美国家，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学习、积极参与、不断创新，将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推向更高水平。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要遵循《生物多样性公约》《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和《名古屋议定书》等公约和法则，符合学科伦理规范，确保民族植物学快速而有序地发展。放眼未来，民族植物学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包括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等。中国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应加强在西部地区、广大山区和民族地区的协调发展，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大力开展重要战略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进一步增强各民族地区团结与繁荣发展。植物文化和传统植物学知识还可以应用于植物园、园林、生态文明建设等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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