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关文学理论如何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的争论，是当下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不应仅仅局限于文学理论内部，也应该从外围对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成加以审视。从学科史的角度梳理分析现代文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其中科学主义对文学理论建构的影响是学科吏梳理中的重要视角之一。
关键词：科学主义；文学理论；影响研究
中图分类号：1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1)05－0126－04
一、科学主义及其产生
科学与科学主义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为使问题论述更加清晰，掌握什么是科学主义及内涵，有必要先将科学与科学主义两个概念加以辨析。什么是科学?1979年版的《辞海》对科学的解释：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辞海》中关于“科学”的定义，看似一家之言，实际上有关“科学”的定义大多如此。什么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亦称唯科学主义，它是一种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学术问题的研究理念。科学主义以信仰科学知识万能为价值归宿，因此，在具体运作上，它倾向于将自然科学方法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研究领域”。
要探讨科学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必须首先了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因为这两者是有密切关联的。探讨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古希腊是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阶段，因为古希腊是科学产生的重要源头之一。古希腊早期，哲学与科学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时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关于世界的本源的思考多来自于对自然事物的观察与研究。因此，这时期的哲学就是自然哲学，是关于自然事物产生与发展的初步理论解释。当他们对自然事物的研究与观察从具体走向抽象，从实践走向理论时，人类早期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比如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提出了水是万物的本原。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气是万物的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因此，哲学与科学联姻成为欧洲历史上的一大传统。如近代哲学史上的莱布尼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马赫等人同样是集科学家与哲学家于一身的。
古希腊哲学家对世界本原的思考，也就是科学研究的开始。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这时期的科学研究决非单纯是为了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为了人们实现自由。“人是万物的尺度”成为这一时期古希腊人本主义思想的始基。古希腊人为了实现自由，就必须完成对外在自然事物的了解，对事物规律的揭示。因此，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与人文观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进言之，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是手段，而人的自由与价值是最终目的。第二，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更多体现为精神性的追求，而对物质的追求相对较弱，功利性的观念不强。正如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所说：“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他接着说明，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由此不难发现，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是自由的学问，是求知的学问而非功利式的学问。
如果说，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与人文精神是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研究与人文精神却是走向分裂。随着近代哲学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及认识论的转向，人们在探讨人的认识如何实现及其作用时，理性及主体性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确立与发展。从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对人主体性地位确立，培根等人对理性或技术理性的崇尚开始，人的主体性、理性或技术理性成为近代特别是现代社会两大主要问题。这两大问题哪一个是主要的，是需要首先发展的呢?很显然，当时大多数思想家是把理性或技术理性作为手段、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作为目的的；同时。他们又认为，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却要依赖于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支持与发展。的确，当时技术理性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对人主体性地位的巩固起了巨大作用。但随着时问的推移，人们对自然科学所产生功效的过度相信，人们对理性或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理性或技术理性超出了作为手段的范围而成为衡量一切的终极标准。它已经由原先的手段变成了最终的目的。人们深深感到：在古代，尽管自然科学还处于萌芽状态，技术理性还没有充分发展，人们时时受到强大自然力的威胁，物质财富贫乏，但人们却能从自然界中发现那诱人的诗意；而科学理性昌明的近现代，自然界却全没了诗意，露出了与人为敌的面目。这一切都违背了近代启蒙学者和现代思想家的初衷。与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与人文精神是结合在一起的状态相反，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研究与人文精神最终走向了分裂。
伴着科学的快速发展与近代哲学的理论总结与概括，科学的涵义及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哲学有意识、有目的地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系统化，并作为惟一的知识标准推向科学之外其他领域。于是，首先科学研究与人文观念走向分裂。其次科学所体现出的技术理性成为支配一切的终极标准。最后，实证性、知识化、数字化与可操作性等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侵入人文科学，并最终成为人文科学使用的标准。“近代西方科学是在近代欧洲诞生的一种科学类型，它重视数学的运用，重视实验，也称为实验科学、实证科学。由于近代西方科学在今天影响最大，人们往往把‘科学’等同于它，往往把它的标准作为科学的标准”。于是，当科学超出其应用范围，并无限扩大其适用范围时，科学主义思潮产生了。科学主义伴随着科学的快速发展，日益深入人们的内心深处，并成为支配人的行为的准则，一切研究活动的最高标准。
二、科学主义对我国文学理论建构的积极影响
科学主义对我国思想界以及文学理论建构的影响，起始于晚清而到20世纪初期达到高潮。实际上，科学主义最早是以打着科学救国的旗号而逐渐演变而来的。众所周知，从晚清开始，中华民族一直致力于科学救国，走民族强盛之路。比如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热情迎接“德先生”“赛先生”新文化运动，到救亡图存的民族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现代化建设等等。其目的在于民族图存，国家富强。正如严复所言：“中国的问题首先是科学的问题”。自此，大批有志之士抱定此信念，以西方的学说为救国图强之准则，以科学为精髓。以教育为先导，向国人进行全面灌输，以期通过科学的洗脑，改变国人思想深处的重经学、轻应用，重人文、轻工科的教育传统。于是，为了民族富强，必须改变传统，实行维新变法，全面向西方学习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而当这一主旋律成为中国社会衡量一切的惟一标准时，以追求自由精神、人的价值的科学转变为科学主义思潮。自此，科学主义思潮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深刻地影响到许多学科的确立与建构。其中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就是深受科学主义影响而确立与建构起来的。
从积极角度讲，科学主义对我国文学理论从传统型向现
代型转换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其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科学主义使我国传统思维方式转向现代思维方式。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1，以进化论的思维方式改变中国传统的循环式变化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也强调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线型的、一维的，而是圆圈式的循环式变化的思维模式。从根本上讲，这看似变化，而实质上是不动的历史循环论。严复等人要求从理论上彻底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于是，他翻译并评论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并提出：第一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人类社会也是如此。第二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一维的，它如同滔滔江水一往无前。最后，他得出结论，要想中国强大，必须用进化论改变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以直线式的变化发展的思维眼光看待一切。2，以“物竞天择”的竞争观取代了中国传统“和谐”的中庸之道。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和谐”不仅注重事物的外在和谐。而且特别强调主体内在心理上的和谐。以儒家与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和谐。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成为中国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人们行为规范的重要尺度。严复以《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观取代了中国传统“和谐”的中庸之道。严复反复强调，人是动物，所以动物、植物的进化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应该说，严复译的《天演论》，在当时中国有识之士心理上产生了巨大影响。3，以现代逻辑思维模式取代了中国传统的经学思维模式。首先，经学思维模式比较强调古代经典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同时也是衡量一切的惟一标准。其次是称古称先的保守做法。这种迷信古代圣贤，无条件服从古人所说的做法，一方面在“子日”、“古人云”的过程中，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束缚了人们的自由思想的正常表达。最后，注经传经的方式，一方面增加了注释的随意性，不能随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限制了人们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使知识成为万古不变的教条。于是，康有为首先起来极力否定经学思维模式。他发表了《新学伪经考》，把中国历朝历代奉为经典的圣人之书，宣布为“伪经”，必须彻底抛弃。梁启超说道：为求得真正的客观知识。必须以笛卡尔的怀疑精神为武器，彻底抛弃传统的经学思维模式。进一步学习培根的经验主义方法，从实证的角度获取客观的知识。如果说。上述有识之士对传统经学思维模式的批判重在揭露的话，金岳霖先生的批判就更加务实，他是在揭露与批判的同时，开始潜心研究逻辑学。针对中国传统思维模糊、形式逻辑不发达、以直觉代替实证的做法，金岳霖先生先后写出了《逻辑》、《知识论》、《论道》等有关逻辑学与认识论方面的论著。在这些著作中，金先生深刻而又系统地阐述了西方近代有关逻辑学方面的知识，把分析的方法引入中国思维方式之中。
应该说，科学主义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并导致其发生现代转换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对中国文学理论从传统走向现代是有重要帮助的。
科学主义将科学分析方法、逻辑推演方法运用于现代文学理论建构之中，为文学理论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应该具有自身的逻辑起点、概念、范畴、理论体系等。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缺乏必要的逻辑结构。它总是以点评式的、模糊的方式体现着文学创作的“悟”。它无法用明晰、准确的学术语言，为文学现象及文学创作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受科学主义影响，当中国从古典走人现代社会以后，文学理论随之抛弃了传统的学理形态，而建立起一套以西方话语为特征的理论形态。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始于“诗界革命”，这是一次从观念层面上全面接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开始。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人。以激活中国思想界，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文学理论并指导文学创作实践为目的，全面接受了科学主义思潮。在这次观念转变中，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学术观点的不同，人们对文学理论的构建及对文学作用的看法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方，更注重文学理论建设中的社会功能、伦理教化等方面的作用；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方，则强调了文学理论及文学创作实践中的审美作用、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精神作用。但双方都依科学主义思潮为方法论基础。初步依据西方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与需求的新的文学理论，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比如王国维在对《红楼梦》中人物的评说上。尽管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却是他自觉地运用新的思维方式与方法，创作出不同于我国传统文学理论的。以明晰的分析、推理为特征的文学评论。
科学主义在现代文学理论中的运用，促进了现代文学理论的专业化与学术化的建设。任何一个学科的建设，外在客观影响与学科内部因素的形成，都是非常重要的。师资队伍与课程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古典文学理论受传统思维方式影响，以及社会功用价值的影响，一方面缺乏系统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没有建立起延续不断的研究队伍与教程。自近代以来，受科学主义影响，我国文学理论在专业化与学术化建设中取得了很大成绩。1918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的科目中开始增设“文学概论”课程。30年代以后，随着各个大学文学系科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大家才开始对这门课有了更多的了解。相应的师资队伍逐渐形成。解放后，随着各个大学中文系普遍开设文学概论课，师资队伍更加壮大，并形成中文系师资的主要力量。课程建设也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文学概论”类的著作陆续面世。其中潘梓年的《文学概论》、蔡仪的《新艺术论》等曾产生过一定影响。但由于解放前“文学概论”并不是统设课程，设课的学校其讲义多为自编，所以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解放后，“文学概论”被列为高校中文系统必设课程。自此，文学理论的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三、科学主义对我国文学理论建构的消极影响
作为一个问题的另一面，科学主义对现代文学理论建立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科学主义思潮作为横扫一切的惟一标准时，它的消极的一面也就难以掩盖了。科学主义强调外在的一切都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中使用统一的语言和统一的方法。再者对于所有科学研究的成果都要以客观标准严格要求。大凡符合这一要求的就是正确的，应该保留的，否则就是非科学的，是要抛弃的。如果以这种标准要求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的“意境说～缘情说”等理论，“虚静～神恩”“凝思”“妙悟”等观点将被排斥在文学理论之外。而这些理论与观点却恰恰反映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的特点。科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取代了文学欣赏与文学创作中的审美品味。于是，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们依靠科学主义这把利刃，彻底割断了传统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的联系，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缺失了传统
的文化之根。
第二，当科学主义成为研究与解决一切问题的惟一手段时。科学主义已经超出了方法论意义。从科学产生的根源来讲。科学应具有探索精神、怀疑与批判精神、开拓精神。这三种精神都源于科学是一种自由的研究，它建立在对人的价值与精神世界的关切基础之上。为此，科学研究为了获取知识，以回答人的存在问题，开展了不断探索与研究。也正是在探索中，科学研究以其怀疑精神，不断打破现有的知识结构，向着未知的领域，不断开拓，不断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看似集中于对外在世界的研究与探索之中，但其研究成果却广泛地体现于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使科学研究与人文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相反，科学主义却在强调科学的惟一性、统一性与工具理性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着自己的惟一地位，从而又从反方向上束缚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而且科学主义也变为僵化的思维模式与思想教条。而实际正是如此。当科学主义思潮无限运用并成为指导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方法时，文学理论放弃了自身的实践性品格，而专注于理论的建构，醉心于概念的揭示与体系的营造。其结果只能是文学理论日益失去对文学创作实践言说的权利与能力。而且当文学理论失去实践的检验之后，它自身的理论反思能力也变得越发的迟钝。再者，文学理论失去对文学创作实践的指导作用，而成为单纯的知识积累的过程。而在这个知识结构中，将知识分为等级，并最终确定终极真理标准。最近几年有关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本质问题的争论，文学理论的边界是不是可以移动的等问题，究其原因，文学理论中科学主义思潮的运用是其根本原因。
第三，当科学主义作为惟一的方法而作为科学研究的方法支撑时。它就掩盖了事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特别是精神世界是无法靠单纯的数学方法与实验加以解决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导致了数学化与实验化的出现。“科学应该有两个要素，一个就是数学，必须是可以数学化的，量化的，可以进行计算的，可以预测的，因而可以控制；第二个是实验，它必须能够诉诸实验”。在此基础上，科学主义要求为把握事物的真正意义。就必须依靠理性的力量，将人们从经验的世界提升至理性的世界，并在此完成对世界的终极认识，实现意义的最终完成。进言之，“人们注重把同类的东西概括在一起，撇开同类事物所包含的各种可能的具象，找出其中的同一性，划定同类事物的界限。”而文学是人类从现实走向精神，或从精神进入现实的重要的通道。这个通道决非是惟一的，也决非能够通过实验或数学方程式加以证明它的存在。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是丰富且复杂的，也就决定着表现这一精神世界的文学也是丰富且复杂的，它的表现手法也是多样的。而当科学主义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惟一方法，以实验式精确完成对事物的揭示，在排斥大量偶然性寻找事物的必然性与规律时，文学理论走向抽象化与精致化。与文学创作实践之间的联系就由多样性的统一，转变为惟一的。即文学创作实践要服从于抽象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放弃了文学创作实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专心致志地寻找文学创作的规律、文学形式的统一性与文学理论的稳定性。于是，文学理论的理论品格与实践品格发生了严重的脱离。而单纯转向理论品格一极。文学理论失去了对文学创作实践言说的权利与能力，而变成僵化的保守的理论教条。
第四。当科学主义强调依靠数学方法与实验方法时，求真成为其研究的惟一目的。而现实生活中的“善与美”却被排斥在科学主义视野之外。当“真”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惟一追求时，世界将变得单词与冷酷。文学理论也就成为“科学”的理论。而无法与文学创作实践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比如中国早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往往是在科学的旗号下的所谓文学创作方法，而其创作结果却往往失去文学的意味。“诚如周作人所说，五四现实主义文学是体现着‘科学求真精神……’这其中所蕴含的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诉求，使得他们对中国本土的写实文学极为不满……客观地说，科学求实精神的侵入，确实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提升了中国小说的艺术描写精细度。但是，科学与艺术毕竟属于不同的门类，以文学去比附科学来获得文学的‘现代性’。势必会架空文学的存在特性，对创作带来灾难性后果。”实际上，当文学理论逐渐走向理论的实证性与体系建立的精致化时，它应该体现出的自由精神与人文关怀却日益受到挤压与边缘化。
论述至此，笔者认为：分清什么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特别是科学主义对文学理论建构中的消极影响，就要求我们在文学理论建构中，避免单纯以科学主义思维方式为方法论指导。而应该从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之间关系出发，立足于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实践，借助科学的合理因素，将科学方法与人文精神重新结合起来，在否定之否定的新的理论高度，寻找文学理论发展之路，此为当下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一环。
责任编辑：万莲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