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表忠观碑》中，曾赞叹过浙东这块得天独厚、祥和富庶之地：“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确实，由于古代华夏的政治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两晋相扰后，北方战火连天、腥风血雨，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唯江南尤其是浙东一带，因远离京畿，而有了相对的太平。更见阡陌如绣，鸡犬之声可闻，形成了当时的繁华。
经济发展、世道太平，必然會带来学术的繁荣。于是“浙东学派”应运而生。所谓“学派”，是指在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辞海》）。正是由于学术研究的兴盛，不同学说、观点的碰撞才会产生。而唯有碰撞不断深化，方可形成相应的流派。这就说明了当时百家争鸣之繁盛。在中国，语文学科历来和史学、经学、哲学、文学综合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学术载体。所以，“浙东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会对“浙派语文”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难分彼此。
“浙东学派”的主张与代表人物
历史上的“浙东学派”有两个。一个是南宋时期的“浙东学派”，主要是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等。这些学派所研究的内容各有不同：金华学派重中原文献之传，讲明治体;永嘉学派重经制治法，以经世致用自负;永康学派究立国之本末方略。另一个是明清时期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这两个“浙东学派”有其共通之处。那就是他们的主张均不同于朱熹、陆九渊等所奉行的“性理”之学，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反“主流”的进步性。
本文所述的“浙东学派”专指后者，它出现在明清时期，体现了当时明清实学思潮。其代表人物有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主要活跃在当时的浙东绍兴府一带。“经世致用”是他们治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观点，而研究史学是其主要手段。他们认为孔子之功莫大于《春秋》，这是因为《春秋》契合了当时的人事。而之后的许多著述，往往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空谈性天，不是为了经世致用。虽然明清时期的“浙东学派”涌现了不少佼佼者，但主要的代表人物还是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晚明绍兴府余姚县人，其父黄尊素为天启间御史，东林党人，曾上书弹劾宦官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下狱，受酷刑而死。黄宗羲自幼随父在京，“尽知朝局清流浊流”，为国事家仇，积极参加反宦官斗争。明亡，清兵南下，他招募义兵，进行抗清武装斗争。失败后，便“正襟讲学”，长期投身于教育和著述事业中。黄宗羲与姜希辙等人重新恢复了绍兴证人书院讲会活动，又创建并主讲甬上证人书院八年，主持海宁讲席历时五年，晚年又会讲于姚江书院等地，据称“大江南北从者骈集”。通过长期讲学和著述，黄宗羲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从而成为在中国学术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派——清代“浙东学派”的领军人物。
黄宗羲著述有百余种，近千卷。现存计30余种，200多卷。所著《明儒学案》，是我国第一部学术思想史。另一部阐发民主主义思想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1663），比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发表时间早100年。后人还编有《梨洲遗著汇刊》，今编有《黄梨洲文集》《黄宗羲全集》。他的主要教育著作有《明夷待访录》中《学校》《取士上》《取士下》三篇，以及《留别海昌同学序》《广诗说》《续师说》等。众多的著述无疑更奠定了他在“浙东学派”中的领袖地位。
“浙东学派”与蕺山书院
明清时期的“浙东学派”为什么与蕺山书院（在绍兴城内蕺山山麓）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这一学派的不少代表人物，如黄宗羲、全祖望等都曾在蕺山书院讲学或主持，而且还与蕺山书院的前身——刘宗周创办的证人书院，有着十分密切的精神血缘。
刘宗周是著名理学家、儒学大师，初名宪章，字启东，号念台，山阴人， 官至南京左都御史，因弹劾阉党，直言忤旨，连遭三次革职。南明政权覆亡时，刘宗周因抗清守节绝食而亡。他在讲学蕺山时，始筑证人书院。刘宗周创导教育的目的是学做圣人，学做一个有完全人格的人。每月初三，便是证人书院的开讲日，讲课结束后，听讲者可以自由质疑。刘宗周继承阳明理学的传统而又有所修正，创“蕺山学派”。学理以“慎独”“诚敬”为主，提倡亲身实践;教学上强调读经和读史相结合。他认为“学者学为人而已。将学为人，必证其所以为人”，故以“证人”名其讲堂、书院。证人书院一扫晚明讲堂束书不观、空谈性命的劣习，成为浙东书院的旗帜，为四方学人所向往。当时慕名来蕺山证人书院求学的学生络绎不绝，证人书院也培养出了一批经世致用的人才。正如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所言：“江浙名人大多出于门下。”刘宗周首开浙东史学研究的中兴局面，从学者也多是一代硕学之士，如经史大家黄宗羲，文学家陈子龙，戏曲理论家祁彪佳，大画家陈洪绶，哲学家陈确、张履祥等等。
1645年，随着刘宗周绝食而亡，证人书院停止讲学。院舍后为优人（戏曲界）所居，堂中供奉的是唐明皇，其地亦称之为老郎庙。到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绍兴知府俞卿决心以全力承一代学风，捐出个人俸禄，赎回院址，建蕺山书院。他一腔热血，一面延师聚徒，一面为书院复置田亩，岁收以供院廪。蕺山书院完全承继了昔时证人书院的辉煌，再度“为天下所注目”，“蕺山学派”的思想发展也达到了最高峰。当时形成了三大支流派系，大有百花齐放之势：第一派倾向于程朱理学，以张履祥、刘汋、吴蕃昌为代表;第二派以陈确为代表，其观点既不完全同于程朱理学，也不同于陆王心学，可谓独树一帜;而第三派则主要倾向于陆王心学，以黄宗羲为代表。
蕺山书院在乾隆十三年（1748）始由全祖望任主讲。全祖望，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绍衣，人称谢山先生。他是浙江鄞县人，初为翰林，因受权贵排斥而辞官归家，专心著述。他在学术上推崇黄宗羲的学说，曾纂修黄宗羲的《宋元学案》，从42岁起七校《水经注》，又三笺《困学纪闻》。所著《鲒埼亭集》，采辑大量明清之际人物碑传，极富史料价值。因其学术成就，全祖望成为“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乾隆三十一年（1766），蒋士铨继任蕺山书院院长，至1771年离开。他是清代戏曲家、文学家，字心馀、苕生、蕖生，号藏园，江西铅山人，曾任翰林编修，作有杂剧、传奇16种，与袁枚、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戏曲诗文等大部分作品均收入《忠雅堂全集》。
李慈铭于同治四年（1865）主持蕺山书院。他是清代学者，一代文史大师。字爱伯，号莼客，人称“越缦先生”，会稽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著作主要有《越缦堂日记》《湖塘林馆骈体文》《历代史》等。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为其弟子。
同治六年（1867）主持蕺山书院的是宗稷辰。他是清代理学家，字涤甫，号迪楼，会稽人，系道光元年（1821）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起居注主事，再迁户部员外郎。他潜心于理学，遍览诸儒书，发扬刘宗周“慎独”宗旨，著述有《四书体味录》《诗钞》等。
蕺山不愧是“浙东学派”的一方圣地。据《绍兴县志》所载，蕺山书院门下成名成家者为309人，其中多属栋梁之才，如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蒋士铨、李慈铭、宗稷辰、陈确、祁彪佳、陈洪绶、徐庭槐……可谓群星璀璨，数不胜数。所以，我们在礼敬“浙东学派”时，是无法不论及蕺山书院的。
蕺山书院的前世今生
说起蕺山书院的历史渊源，不得不追溯它的前身——宋代的相韩旧塾。可以说蕺山的教育文化，当自相韩旧塾发轫。相韩旧塾，指的就是来自相州的韩氏学塾。它与北宋相州（今河南安阳）魏国公韩琦有关。韩琦，字稚圭，自号赣叟，仁宗时进士。任右司谏时，曾一次奏罢宰相、参政四人。康定元年（1040）出任陕西安抚使，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时人称“韩范”。嘉祐朝，历任枢密使、宰相。经英宗至神宗，执政三朝，封魏国公。韩氏家族南渡，其六世孙韩度安家山阴，隐居于蕺山，开学塾讲学。韩度高风亮节，人们尊称他为蕺山先生，一直传至孙韩性，世代相继。
作为韩琦的八世孙，韩性也很有学问。他是宋元间著名的儒学家，字明善，博综群籍，经、史及诸子百家，无不究其根底，而于儒学性理之说，造诣尤深。立蕺山相韩私塾后，四方学者纷纷投其门下，其深得地方百姓尊敬。他曾题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残稿云：“其以牍背起稿，可见其俭;字必端谨，可见其诚;事而书之，该以一二字，可见其博;纸尾谢状词，虽平常字，亦出于手书，可见其遇事之不苟也。”他从祖父韩度处受业，“立孔子像，讲贯经中，学者宗之”。相韩旧塾如此首开讲学之风，以私家学塾师表一方，得到了民间的认同。后起的学者全祖望评价称：“蕺山书院，自乾道间韩氏始也。吾乡之得拜御书者，宋时自先生（指韩度、韩性）始。”确实，相韩旧塾在当时是浙东首家，即使在全国亦属少见。它的影响深远，让后起的证人书院、蕺山书院也名气大振，成为浙东办学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书院之一，为“浙东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相韩旧塾的地址在蕺山南麓，也即是之后证人书院、蕺山书院的院址。这是蕺山书院的“前世”。至于它的“今生”，也不平常。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学堂兴起，主事者即修改蕺山书院旧宇为校舍，名曰山阴县学堂，由革命志士徐锡麟任总理。宣统元年（1909），会稽、山阴两所县学堂合并为绍兴府山会官立高等小学堂，校址仍在蕺山书院原地。民国建立，越地的山阴、会稽两县并称绍兴县，校名也相应改为绍兴县高等小学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改名为蕺山中心小学，依然在蕺山书院旧址。直到21世纪初，蕺山中心小学才易地新建，但仍可与蕺山书院旧址相望。在新校园里还特意建有“蕺山新书院”，负责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开展国学教育。于此可见，蕺山书院与“浙东学派”在今世依然是血脉相承、生生不息。
“浙东学派”对“浙派语文”的深远影响
“浙东学派”的理论精髓是“经世致用”，它对于“浙派语文”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经世致用”的思想观点从根本上说就是“尚实求是”。它是浙江精神的本质体现。“求是”的含义是探求真知，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之说。要求得真知，必须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根据实证，求得正确的结论。因此，从根本上说，“经世致用”就是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求是”也是“浙派语文”一贯的精神追求。光绪二十三年（1897），杭州知府林启在浙江巡抚廖春丰的支持下，于杭州蒲场巷普慈寺旧址创办了一所近代学堂——求是中西书院。这是浙江近代最早的高等学校。光緒二十七年（1901）又改称其为浙江省求是大学堂，也就是浙江大学的前身。
在语文界前辈的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求是”精神。如小语界的全国领军人物袁微子先生，在担任人教社小语教材编写要职又兼任多届全国小语会理事长的情况下，仍然深入基层进行调研分析，与一线语文教师、语文教研员一起听课、评课、参与讨论。全国知名的小学语文教育专家朱作仁先生，生前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倡导的“大三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究实效”）和“小三实”（课堂教学中的真实、朴实、扎实）一直为语文界所称道。可以说，“浙派语文”也因“求是”精神而享誉全国小语界。
在新课改的号角声中，我们迈入了基础教育的“新时代”。经世致用、求实创新的浙江精神，得到了更为深入的传承和发扬。它永远照亮着浙江语文人前进的征程，让我们不断书写出新的奋进篇章。
（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和畅堂校区3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