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807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成立了“国家古物保护与收藏皇家委员会”,这是当时欧洲第一个对考古遗址进行登记的机构。一个世纪后,克拉克盛赞皇家工兵在英国军用地图上标出古代纪念建筑的工作。今天,丹麦和英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好的国家考古资料库的两个国家,全欧洲的国家都以它们马首是瞻。然而,欧洲的聚落形态研究还不能堪称完美,尽管技术上的变化已经将我们带到了成熟的边缘。
彻里在1986年而后又在1994年宣称,考古区域研究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正掀起新一波深入和系统调查项目的浪潮。在最新一项回顾中,希格斯声称,这一浪潮已经达到顶峰,而欧洲区域研究的未来就在眼下。那么,欧洲区域考古到底新在哪里?
本文,我将回顾当下欧洲聚落形态研究的情况。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会介绍特定的课题,但是我的主要目的是侧重新的理论和方法交汇点,无论是远古还是晚近,我们对欧洲过去的了解在哪些方面有所修整,在某些情况下,被重新思考。我从对欧洲聚落研究历史的概论开始,然后转向特定的研究问题,以及可能的答案。最后,我会介绍我们对欧洲聚落历史变迁的了解。虽然对一些关键阶段看法的变化比较明显,但在生活方式包括聚落形态转变时期而言(比如现代人出现、农业扩展和国家起源),相对迅速的变迁尤其明显。
温故而知新:欧洲聚落研究简史
欧洲的范围很难定义。在此,我不想提供一个精确的定义,也不想回顾欧洲每个国家的聚落研究。我只是集中在能说明方法论和理论进步,或对我们了解欧洲聚落形态历时变迁作出贡献的特定研究项目。根据对讨论的特定问题性质的了解(比如农业的扩散是如何影响到聚落形态的),有些国家和地区(比如中欧大部)覆盖着大片灌木,而其他地区则给予了非常特殊的关注。在有些做了很多区域分析的国家——如英国、丹麦和希腊——得到极大的关注,而其他国家则关注较少,甚至不予关注,如前苏联。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一种出版物的偏颇——一般难以获得许多前共产党国家的聚落材料——但是,许多西欧国家相同的聚落形态分析传统,在大部分东欧国家里并不存在。
尽管区域研究传统存在差异,但是围绕欧洲大片区域的一种广阔视野极有助益,揭示了跨越现代国家疆界的行为方式,这在过去往往毫无价值。虽然北欧的环境和聚落考古在许多方面与南欧并不相同,但是这两个区域,以及整个欧洲在过去各个时期通过贸易,还有迁移、殖民和征服的过程被联系起来。因此,尽管有一些分析上的难度,但是欧洲大陆可以保险地被作为单一的大型研究单位。事实上,有些研究问题(如现代人在欧洲的出现和扩散,罗马帝国的发展)如果没有一种大陆范围的视野是无法讲清楚的。
在新大陆,对“聚落形态研究”或“聚落考古”的认识比较一致。但是这一术语在旧大陆并不常用。欧洲考古学家常常从事“区域研究”或进行“景观考古”,不一定包括聚落形态分析(我将其定义为研究过去人类活动的遗址,包括但并不限于栖居地,以及他们在一个较大区域活动范围里彼此面对面的位置)。当欧洲考古学家(特别是那些东欧的考古学家)确实采用“聚落形态研究”或“聚落考古”中的聚落术语时,他们脑子里想的常常还是调查一处居址的内部结构,而非研究区域聚落形态。基于这个原因,我采纳了一些居址构造和聚落结构的研究。在欧洲大部,要探讨聚落形态,首先必须了解“聚落”一词是如何使用的,以及各种形态显现之前是如何登记到地图上去的。
20世纪初,许多欧洲考古学家忙于在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框架内,定义他们国家范围内古代文化的特点,即它们的“文化历史”。聚落考古就首先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中,最初由德国史前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所建立。科西纳的方法,主要目的是要论证德国的人工器物,以便将德国文化的扩散和影响在地图上标示出来,后来被纳粹所采纳。然而,在二战之前,考古学家主要研究显赫的大遗址(诸如庙宇和城堡,特别是希腊和罗马的遗址)。科西纳和德国领导层,特别是希姆莱,更加着迷于证实德国人在过去曾占领过欧洲大片疆域。结果,这使得分辨德国聚落,特别是德国想入侵国家如波兰的聚落,并将它们在地图上标示出来变得十分重要。德国聚落考古学被赫伯特•扬库恩在战时所完善,并一直保留下来,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一个关键的欧洲研究焦点,尽管它与民族主义和独裁为伴。戈登•柴尔德最早建立起文化-历史学框架(在1925年的《欧洲文明的曙光》中成型),并继续采取对聚落和物质文化材料的详细研究,以求将文化群标示在地图上,并追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强烈影响到后来欧洲史前学模式。在中欧和东欧,纽斯图普尼和库纳构建的“社群区”(community areas)概念变得非常重要。即便如此,许多欧洲考古学家对聚落考古仍持谨慎态度,特别其最终目的是要分辨古代民族群体的时候。
20世纪50和60年代,受美洲和中东地区所从事工作影响,欧洲考古学家开始为过去建立起清晰的区域方法。从事区域调查来收集区域规模的材料,成为基本的手段。欧洲最早的系统调查范围很广,有许多是在英国、意大利和希腊进行的,被恰如其分地形容为“地形学的”。考古学家系统地调查感兴趣的地形,以及与其相伴的遗址类型。正式始于1962年,由威廉•麦克唐纳和乔治•拉普领衔的明尼苏达大学的美塞尼亚计划,就是这种早期“地形学”调查的最好例子。美塞尼亚计划在希腊美塞尼亚地区广泛调查迈锡尼的“内斯特宫殿”遗址,寻找青铜时代晚期的迹象,结果他们发现了许多这样的遗址。根据在英美及其他地区所从事的研究,彻里新一波的希腊调查范围很广。主要目的,但实际上很少能做到,是想调查所有地形,以避免地理学偏颇的指责。所有发现的遗址都被记录下来,而最终的目的是要全部、广泛覆盖某个区域,或覆盖该区域的一块样板部分。皮罗斯区域考古计划就是“第二代”希腊调查的很好例子。皮罗斯区域考古计划对美塞尼亚计划先前勘探过的美塞尼亚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该计划的一个目的是要评估像美塞尼亚计划这种广泛调查的能力,寻找小遗址,即处于聚落等级底部的那些遗址。就像它指出的,“皮罗斯区域考古计划系统的区域工作部分证实,由美塞尼亚计划根据不那么广泛的调查,勾画出的是一幅印象主义的图像。”
虽然这新一波欧洲调查计划的结果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发表,但是有些学者,特别是古典历史学家(他们是调查计划的第一代人)感到失望,发现考古的结果很难加以阐释,因此也难以相信。作为回应,许多参与调查的考古学家承认,精细地表调查在制图的方法论上确实存在问题(比如采样问题、地表可见度、遗址定义等),需要进一步研究。结果,也许就像在美洲和近东常见的那样,最近欧洲区域考古学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方法论的关注,而非更高层次、更广范围聚落形态的阐释上。
最近几年,欧洲考古学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景观研究”(landscape studies)上,与看似一场全球的考古学潮流融合到一起。欧洲景观考古学家把整个景观,象征性地当作一种不断变化的人工器物来对待,其整体都值得研究。景观概念可以说是将区域分析的所有方面整合起来,将生态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的方法结合到一起。今天在欧洲,聚落形态分析几乎总是被归于某个区域的大范围研究名下。采取这种方式,聚落只是一类景观的组成部分,多项中的每一项(包括地形、水体、森林等),均同样值得研究。这对于完整了解一个区域,以及完整了解曾经栖居于此的人群而言至关重要。由于这个原因,我回顾了许多包括有聚落形态分析的、自诩为景观研究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