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西洋音乐逐渐成为中国民众音乐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国家在华乐人、教会组织，中国官员、商人的音乐文化活动以及外国侨民文化生活的影响，中国留学生、出访官员的学习考察以及其他出国人员对西洋音乐的吸纳，促成了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西洋音乐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并使多种形式的音乐会演出在中国日渐发展开来。
关键词：音乐会；文化交流；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8—0132—05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将看戏曲、听说书等作为主要的文化娱乐方式，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被打开，西方文化渐渐侵染中国，西洋音乐也随之传入，在城市和乡村的传播过程中，它不仅丰富了中国音乐艺术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产生作用，中国人的娱乐方式渐渐发生改变。关于西洋音乐的传入等问题，学界对之探讨不多，近期虽有相关研究出现①，但是未见专文深入研究。笔者耙梳史料，对西洋音乐传入中国的方式、传统音乐与西洋音乐的融合会通以及由此带来的音乐文化和国人生活娱乐方式的改变试做分析。
一、西洋音乐直接输入中国的形式
1.外籍乐人的演出与讲授活动
在中外音乐文化的融合和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中，来华外籍乐人对音乐理念、作品和技巧的传播活动，是一种直接输入，起着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多种场合的音乐演出和不同形式的讲习活动，使未出过国门的中国人认识和接受了西洋音乐，而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能够迈出国门，接触和认识西洋音乐的国人少而又少，因而这些外籍乐人的影响就更为明显。
西洋音乐的直接输入，以建立乐队为主要方式，其中建立较早、影响较大的西洋乐队，当属19世纪末期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所举办的乐队教习班。该班于1895年成立，乐器与乐谱都由英国伦敦订购，演奏人员最多时达20多人。教习班时常在家中的各种社交活动中演奏，有时也到皇宫进行演奏，影响不断增大，其训练方式及演奏活动不仅让许多国人耳目一新，而且它也在中国培养出了大量音乐人才，训练出了较高水平的乐队，为以后西洋近代音乐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②受赫德兴办乐队教习班的影响，由中国人自己组建的乐队之后也在各地陆续出现，其中以袁世凯先由个人出资兴办，后成为总统府军乐队的事例较有代表性，反映了近代早期西洋音乐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成效。③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一些由国人自己开办的音乐教育机构开始聘请外籍音乐人士担任音乐教习，反映出西方音乐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已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在继续扩大和深入。1905年由学部侍郎严修在其天津私斋创办的严氏保姆讲习所，是一所培养幼稚园师资的学校，主要由日籍教习大野铃子任教，开设有“音乐”、“弹琴”等课程，以教弹琴为主，钢琴、风琴、教具等均由日本购进。讲习所附设蒙养院（后改为幼稚园），是学生的实习场所，大野铃子半天讲课，半天在蒙养院辅导实习。④大野铃子在保姆讲习所任教3年，培养出学员20余人，学员毕业后多在津、京两地从事幼教事业，成为中国北方最早一批幼教工作者。在当时中国幼教事业还较薄弱、幼教师资很为缺乏的情况下，这样的师资培养迎合了社会的需要，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民间由私人自办的教学机构聘请外籍乐人为音乐教习外，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官办音乐教育机构也有了聘任外籍教习教学的现象。1908年2月，直隶学务公所附设的音乐体操传习所在天津成立，聘请日籍教员村岗祥太郎讲授音乐，开设的课程有乐典、和声学、唱歌、独唱、洋琴、风琴、洋弦等，并且该传习所每年所招的学生（均音乐、体操两科）已为数众多，据1909年10月李叔同由日本致杨白民信所说，该所当年“生徒已逾二百”，由此可判断传习所当时已具相当规模。⑤
此外，1905年长沙建立的近代早期幼儿教育机构“湖南蒙养院”、1906年天津建立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学堂”等，都开始聘任外籍教师教习音乐。⑥
早期创办的教会学校与清末新式学堂的学堂乐歌运动，成为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音乐在青年及民众中的普及非常有益，也对中国的音乐会产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教会学校的音乐教学与实践活动
清朝末期，随着中国对外开埠口岸的逐步设立和外国侨民居住区的陆续增多，西方各国在各口岸城市开设的教会学校也不断增加。由于吟唱赞美诗是教会礼仪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有效的传教方法，因而教会学校把教授音乐知识，训练音乐能力，组织唱诗班，开展演唱活动作办学的重要内容，教会学校因此成为最早在中国从事音乐教育的机构。史料记载，1842年香港的马礼逊学堂、1845年宁波的崇信义塾、1860年上海的清心书院女校、1872年山东登州的蒙养学堂、1880年上海的圣芳济书院、1881年的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同年上海的中西书院、1890年北京的汇文书院等，都开设了音乐课程。
与此同时，教会学校中唱诗班的吟唱向合唱活动的不断演进，为西洋音乐的传播创造和积累着条件。如福州的教会学校自1902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合唱节，在当年4月的第一届合唱节上，学生们的演唱反映出教会学校音乐教育的明显成效。能够容纳两千人的教堂被观看者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为学生们的演唱赞叹不已。在当时，这样的合唱节不仅限于福州、上海等开埠口岸城市，内陆不少城市教会学校也不断举办类似的合唱节活动。此时，一批教会学校还开始单独开设或增设了音乐学科，如1881年上海的中西书院、1890年北京的汇文书院、1892年上海的中西女塾、1903年上海的圣玛丽亚女校等，有的设立了艺术科，有的设立了琴科，学制及方法多仿外国学制，教材也多用外文教本。⑦
举办音乐会是教会学校提高师生教和学两方面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在上海中西女塾，教授西洋音乐被立为该校的办学宗旨之一，音乐类系科设置有唱歌科、提琴科和游艺科等系科，学生们除了接受课堂教学所传授的音乐知识和技能外，参加音乐会的演奏或演唱，是他们重要的实践环节。比如，唱歌科的教师要求学生们在初学阶段要加强课下对一些世界名曲的练习，演唱曲多是一些著名作曲家如舒曼、舒伯特、勃拉姆斯、门德尔松等人创作或改编的古典歌曲和民歌。当唱歌科的教学初具规模后，学生们就会被安排定期参加各种综合性音乐会，举办独唱音乐会等。⑧
学校将音乐会作为重要的教学活动，定期举办各种学生综合性音乐会，不定期举办各类教师的公开表演，这样的教学与训练方式，不仅有效地提高了该校的音乐教育质量和水平，也培养出大量具有良好音乐才艺的毕业生，其中有一批卓有成就的著名音乐家，从而大大提高了学校的声誉和影响。
3.出国官员回国后的传播
鸦片战争以后至20世纪初，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使中国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包括文化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和官僚阶层在内的各类出国游学人日益增多，西方文化音乐艺术等方面的介绍和评述也日渐增多，并且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有出使海外官员在出访日记或出游记中记载西方国家音乐会的状况。如徐建寅于1880年在其《欧游杂录》中记述：“二十八日六点半钟，往大皇宫。八点钟始进宫，少顷，德皇与皇后俱出现，偕进大厅。坐定，静聆歌曲，有男女优唱，并乐班。”⑨据徐建寅介绍，当时我国一些驻外使节也已有了这样以听乐招待宾客的做法：“晚八点钟，中国使署李星使与夫人请客，预备音乐”，“客到齐，即入跳舞厅”，“十一点钟后听乐”。⑩
1905年，戴鸿慈在其《出使九国日记》中，大量记载了他在出访西方各国时，到不同剧院及场所观看舞蹈、演奏及剧目的情形，甚至在航行途中的轮船上，也能够观赏到音乐会的演奏：“夜，船上二等客人复开音乐大会，招邀往观，奏乐凡十二出。”B11
在出访官员们对西方音乐文化发展考察的记载中，虽然也有不少令他们感觉惊奇的事物，但更多反映出的还是他们的欣赏、感叹和赞同之情，言词之间表露出希望仿西方可取之处，改善国内陈风旧俗的心境。如戴鸿慈在欧洲观看了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灰姑娘》演出后，对比我国与西方在艺术发展理念与做法上的强烈反差，无比感慨：“然寻思欧美戏剧，所以妙绝人世者，岂有他巧，盖由彼人知戏曲为教育普及之根源，而业此者，又不惜投大资本，竭心思耳目以图之。故我国所卑贱之优伶，彼则各博士也，大教育家也”，“又安怪彼之日新而月异而我乃瞠乎在后耶”。B12戴鸿慈的感慨之语，反映出他对我国音乐以至文化教育落后状况的不安，希望能够真正革新除故，学习西方，迎头赶上。它也向我们表明，随着西洋音乐被更多的国人所接触和了解，西方的一些音乐艺术思想、内容和形式，会被人们所接受，国人传统的音乐观会不断发生改变。在此前后，清政府相继发布一系列关于增加学校音乐教育的章程规定，即成为一个很好的证明。如1907年3月8日，清政府学部分别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前者将艺术定为4年中必修科目，后者在课程设置方面第一次将音乐列为初、高两等小学的随意科目，并规定“音乐科可设置专科教习”，突破了以往音乐在学校章程中毫无地位的局面。B13除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官员也有不同的举措。如1905年3月，湖北督学使者张宫保针对音乐学堂未议定一事，指令学务处筹议章程，研究创设湖北音乐学堂。B14
二、西洋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融合
1.赴日留学生的学习与实践
清末最早主动向中国引进西乐并结合中国音乐融合贯通的国人是东渡日本学习的留学生，海外学习使他们对西方音乐有了较为深入的认知，在传播音乐文化方面，是最活跃、最积极、最有生气的一个群体。他们推广近代音乐思想和音乐艺术，参与音乐活动，并将西洋音乐的艺术形式间接引进中国。表现最为突出的有曾志忞、李叔同等人。
1904年4月，在日本留学的曾志忞所编著的《教育唱歌集》一书在东京出版。该歌集共收录乐歌26首，其中署名“志忞”的6首。曾志忞在歌集卷首《告诗人》中，结合介绍近代西方歌曲的优长之处，提出了对我国旧歌词曲改造的意见：“欧美小学歌曲的歌词比教科书通俗易懂，而日本也进行了歌曲改革，歌词大多使用俗语，孩子们既容易学会，又觉得有趣。而今我国的所谓学校歌曲，歌词难于教科书十倍”，“歌词应通俗，曲调应简单，拘泥于固定的形式不如顺其自然，晦涩难懂不如流畅似水”。B151904年5月和11月，曾志忞在梁启超创办并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音乐教育论》，系统阐述了关于中国音乐得失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我国最早一篇有关近代音乐问题的论文。B161905年3月，东京中国留学生总会和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曾志忞编著的袖珍《音乐全书》，该书含《乐典大意》、《唱歌教授法》和《风琴练习法》三编，为中国最早一部普及近代音乐知识的音乐读物。B17曾志忞还在李昙编辑的《醒狮》杂志上多期发表文章，既有西洋和声知识的论文，也有对外国学者论著的译文等。曾志忞留学期间发表的著述及开展的推进我国音乐发展的活动，在留日中国学生中以及国内学堂乐歌教育中，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B181906年2月8日，李叔同在日本编创的《音乐小杂志》在东京印刷，2月15日在上海发行，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份音乐期刊。B19
在各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在各地还建立了不少音乐团体，这些团体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研究西方文化艺术，推动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包括举办举办音乐讲习所、音乐会等。如1904年曾志忞召集的亚雅音乐会活动中，就有这样的事例。在其开展的各项活动中，最精彩的要属光绪三十年（1904年）7月17日为送别当年毕业生而举办的音乐会：“是日也。天清气爽，人踊跃，礼严肃，彬彬文质，自有送别会以来，此为最也。十时开会，亚雅音乐会发起人曾志忞报告会之历史及现在情形，次严君慈约代表对于卒业生之意见，次曾志忞总代读谢亚雅会主讲铃木米次郎氏辞，次铃木氏答辞。毕，唱《国民歌》，全座鹄立，雍容揄扬，有大国民气度焉。其次如沈君强汉之昆曲独唱，华君倩朔之笛独奏，有国风焉。其次潘英女士之独唱，实践女学校卒业生陈彦安女士之风琴独奏，曾志忞夫妇之扬琴合奏，幽闲勇健，如入欧洲之音乐界，使人耳目一清，精神一振。继以《东京留学歌》，终以《送别歌》。”B20据报载，这场音乐会与会人员131人，日本音乐改良家伊泽修二氏也作为来宾参会。报纸还评论道：音乐会不仅扬华夏民族精神，表大国民气度，并且会场气氛肃穆井然，无有“亚洲习惯述嚣杂，遇有团体则更甚”之情景，也很值得书写一笔。该报提出，“输入欧美文明，改良亚洲习惯，近年来内地受种种之影响”，此功应记在留学生身上。B21
2.留学归国人员对近代音乐发展的推进
近代中国从世界各国留学归来的留学生们，出于对海外音乐生活的感知，不少人对西方音乐有一定深度的认识，他们是主动推进中国音乐文化改进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他们热情地把在国外学习期间领受到的西洋音乐的理念、理论、方法和技术，通过翻译国外音乐论著、介绍国外音乐家和作品、组办音乐社团、开展音乐活动、研究音乐艺术理论、出版音乐著作、创作音乐作品、举办音乐讲习所以至音乐学校等多种多样的途径和形式，在国内传播和推广，推动国内学校音乐教育和音乐会演出活动的发展。沈心工、曾志忞、萧友梅、黄自等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出色。
沈心工1903年2月从日本留学归国到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执教后，当年3月就在该校创设“唱歌”课，从民国政府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来看，这是我国小学最早开设的“唱歌”课，成为我国近代音乐史和教育史的一个创举，不仅在上海，乃至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并且推动了之后我国乐歌运动的开展。B22很多因此而受教于沈心工的学生，后来成为了音乐教师和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其中许多人成了推进乐歌运动的骨干力量。
学堂乐歌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新音乐文化发展最初阶段的重要标志，沈心工则是推行新音乐教育的杰出代表之一，仅在学堂乐歌发展初期，他就编印出版了多部唱歌集，如1904—190年的《学校唱歌集》三集，1912年的《重编学校唱歌集》六集，1913年的《民国唱歌集》四集。他所编写的学堂乐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为我国中小学乐歌课的教学和学堂乐歌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1920年，由德国归来的音乐博士萧友梅，满腔热情地在国内大力宣传西洋音乐，使国人对音乐有了较为全面的理性认识。他在《音乐杂志》上发表了《说音乐会》一文，内容从音乐会名目的来历，到各种音乐会演出曲目，再到国外音乐会的种类、历史，还有音乐会具备的实业性，以及音乐会的举办等问题，做了系统详细的介绍，还讲述了中国应当学习西方文明，推进音乐会活动的道理。B23之后，他又在《晨报副刊》发表《关于国民音乐会的谈话》一文，表述自己“国民音乐会就是实行普及美育的最好办法之一”的思想主张，将音乐会对于建设健康家庭、文明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的见解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强调“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道理。B24在实践中，他更是为音乐会的推广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他主持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期间，组织了大量的音乐会演出，并经常亲自担当指挥。在举办的管弦乐队音乐会中，除了演奏世界名曲、介绍音乐西方艺术之外，萧友梅还坚持按照“一面传习西洋音乐，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的传习所宗旨，促进中西音乐的交流，从而推进民族传统音乐新的发展。在1923年12月17日的音乐会上，由萧友梅率领的传习所管弦乐队演奏了由他创造的乐曲《新霓裳羽衣舞》。据当时传习所的学员回忆：“这首乐曲虽然用外国乐器演奏，它的音乐效果却完全是中国味道。”B25反映了萧友梅对融合中西音乐艺术为一体，走出中国新的音乐发展道路的一种探求，他的努力也确实起到了向社会宣传推广音乐会的有益作用。
三、对中国音乐文化及国人生活方式的影响
西洋音乐传入中国，不仅使西方音乐活动在中国各地逐步开展起来，也对中国的音乐教育、艺术发展、社会风尚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直到清末民初之时，参与西方音乐会的更多的是外国侨民圈子内的文化生活内容，随着它被日渐增多地中国人所关注和吸纳，音乐会首先在开埠口岸城市和主要大城市初步兴起，并逐步向各地城市蔓延。音乐会以其新颖的形式、优雅的风格和丰富的内涵，成为近代中国音乐艺术领域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给中国音乐文化带来了新的气象，成为音乐发展进程中的鲜明标识之一。音乐会从此成为我国一种主要的音乐表现方式，并在其不断的蔓延中显示出强劲的生机与活力。以北京地区为例，有学者研究统计，1919年1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将组织力量举办音乐会作为其最主要任务之一。1920年秋开始的半年中，各种演出就高达20多场。1922年10月，研究会改组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之后，又成立了管弦乐队，抓紧排练名曲，筹备演出活动，自当年12月至1927年5月，在近5年时间里举办高水平音乐会就达40多场。与此同时，其他社会音乐团体也纷纷举办各种中西音乐会演出，音乐会在北京形成了良好声誉。B26
观赏音乐会的听众除外国侨民之外，也有中国生活稳定的中间阶层或相对富有的商人群体。逐渐地，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中，这种艺术形式被越来越被多的人们所认可。1897年成立于上海的“公共乐队”以铜管乐器为主，常在当时的议事厅公园演奏，与中国传统音乐演奏相比，形式新颖，风格别致，是外国侨民和上海媒体关注的对象。乐队的影响力与其吸收外籍优秀音乐人才的数量同步上升，1919年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受聘前来担任指挥，在此前后还从欧洲招聘了包括音乐大师富华在内的许多著名音乐家。1928年乐队更名为“上海工部局乐团”，乐团从每年10月到第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个星期天都要举行音乐会。
此外，一些商业活动中也开始使用西洋音乐造势，为西方艺术的传播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西方工商业者从事商业活动，经常使用音乐做宣传手段，推销产品、营造市场，推进商贸活动开展。有史料记载，不少中国商贸经营者，见此举有效，也采取组建乐团，进行市场演奏的形式，开展商贸推介活动：“数年后，更有趋社会之所好，立贸易音乐团，于各埠集两三流氓，执鼓号扬长于市。”B27此时，各类乐队在中国各地的演奏活动是很被看好的。在以谋求商贸利益为目的的演奏活动之外，还有外国军舰乐队在各口岸地区的演奏，受当地人们欢迎，为音乐会在中国的发展，建立了日益扩大的参与队伍和受众基础：“又外国驻沪各舰军乐队，常登埠，受各界之欢迎，是为中国南方军乐队大盛之基。”B28
西洋音乐在中国的传入以及在各地的发展，也在丰富中国文化艺术的同时，促进着文明社会风尚的形成。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将看戏曲、听说书等作为主要的文化娱乐方式，此时，音乐会以一种高雅艺术的形式在中国出现，不仅为中国音乐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丰富了音乐文化，它还透过其外在表现，以深刻的艺术内涵，带给人们一种新的文化感知，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以及行为方式：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多样的艺术方式；更可以透过音乐会的表演了解西方艺术理念、音乐理论、表演艺术，以及作品、乐器等；音乐人也可以借鉴西洋音乐艺术，吸收有益成分，逐渐丰富、发展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同时，参加音乐会的过程也能带给人们文明熏陶。音乐会规范有序的会场风气，提示观众的礼貌表现：演出时安静倾听，结束时文明鼓掌，中场休息时优雅礼让。像这样在各种场合，人们相互以文明举止、礼让行为给予感染和鼓励，这对于刚从数千年传统社会走出来，正在迈进近代社会门槛的国人来讲，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①如孟维平、项梦璐的《北京近代音乐会演出史研究》，《中国音乐学》2010年第4期；袁昱的《燕京大学音乐系音乐活动考察》，《音乐研究》2012年第1期；关心的《近代中国学校音乐会的功能》，《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等。
②③B27B28《中国军乐队谈》，《东方杂志》，第14卷第10号，1917年。
《中国军乐队谈》，《东方杂志》，第14卷第10号，1917年。
④严仁清：《回忆祖父严修在天津创办的幼儿教育》，原载《幼教通讯》1983年9月，转引自孙继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第5—16页。
⑤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54页。
⑥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394—395页。
⑦孙继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第5—16页。
⑧陈晶：《中国女性音乐教育的先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⑨⑩徐建寅：《欧游杂录》，张静蔚编选、校点《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第75、74页。
B11B12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张静蔚编选、标点《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第81、79页。
B13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799—809页。
B14《议设音乐学堂》，《直录教育杂志》第5期，1905年3月。
B15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中国音乐书谱志》，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B16曾志忞：《音乐教育论》，《新民丛报》1904年第10号、20号。
B17陈聆群：《曾志忞——不应被遗忘的一位先辈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B18B22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1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0—51、6页。
B19B20B21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1页。
B23萧友梅：《说音乐会》，《萧友梅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第159—161页。
B24萧友梅：《关于国民音乐会的谈话》，《萧友梅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第229—231页。
B25谭抒真：《萧友梅与北大音乐传习所》，《音乐艺术》1981年第2期。
B26孟维平、项梦璐：《北京近代音乐会演出史研究》，《中国音乐学》2010年第4期。
责任编辑：王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