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祐（1873-1955，字福堂，号崛山子）的《嵩洛草堂遗编》于2014年3月终于出版了。煌煌大作，厚重典雅。
8月的出版座谈会暨首发式不久，笔者拿到了高祐先贤的遗作，不由地想起了2010年7月22日的那次聚会。那次会议，笔者曾叨陪末座。地点是洛阳老城某饭店。事后回忆，应该是宋仁杰老先生张罗的，因为宋仁杰是高祐的学生，已经八十多岁了。两家私谊甚笃，为师爷（宋仁杰称高祐为师爷，因为他父亲也是高祐的学生）的遗作能够出版，他们在不停地努力。
与会的有不少河洛文化名流，会的主旨，是座谈高祐的诗文及书法作品的校勘和出版。宋老先生给与会者每人一套高祐诗稿（上、下两集，打印稿），并且展示了高祐一小部分的书法作品。到会者追忆了高祐的诗文、书法成就，普遍感到这是件很有意义和价值的文化事业，提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我带着诗稿回家后，粗读了，感觉异常厚重，但校勘注解粗疏，以出版要求衡量，尚有不小差距。就此，我曾与刘林先生电话交流了两次，期望能有人担纲，精校细勘，早日看到出版的盛况。
事隔四年之后，这一盛事成行。先贤高祐的诗稿及书法作品等遗墨，计240万字，以《嵩洛草堂遗编》之名出版（张海题签），四大卷：诗一、文一、书法一、人物志一，令人兴奋不已。
高祐与林东郊、李振九并称民国洛阳书坛“三驾马车”。这几年随着文化界的“民国热”的兴起，先生的书道更是驰名河洛，然而他的诗文成就却不能广为人知。其实，他的诗文成就绝不在他的书道之下，也许这才是那一代英才共有的特点。当年刘鹤群（登封人）在《崛山子诗序》中说过，“福堂性情沈（沉）毅而好学，其读书提元钩要，含英咀华，大类韩昌黎”。高祐晚年也总结过自己，人格第一，古文第二，书（道）第三，诗第四。
先生说的古文，实际上就是记录社会动荡、民生疾苦的散文，他自己把它排在人格之后，足见他对自己笔下那些浸满民族血泪之文章价值的期许。我读了一部分（当然也包括诗歌），觉得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直追杜甫、白居易，把先生冠之于“民国杜甫”，毫不过分。
精美的四卷本《嵩洛草堂遗编》得以出版发行，历史要记住为此付出艰辛努力的一系列的有名和无名的后辈和后学。因为要从先生逝世算起，到现在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了。公允地说，高祐诗文书道成就，在近百年来的河洛文化长河中，是当之无愧的翘楚，我有直觉，以为若干年后，高祐的价值会在更大的范围——在中原及至全国引起文学史家和社会学家的重视和发掘。然其遗作遗墨，到今日才付梓出版，不能不让人扼腕长叹。出版之付之阙如，如果说前三十年是政治原因，那么后三十年就是经济原因了。天道大公，机缘偶合，高祐遗作今天得以出版，谁能想到，竟是得益于他的同门师兄弟许鼎臣之曾孙许焜和玄孙许坚，是他们父子二人，与洛阳、偃师的两个企业家张敬业、肖崇安和高祐孙女高淑申共同举资，襄助该书出版。
细论起来，筹资出版是漫长的一条路。这中间有两个人，力主其事。一是丁万乐，一是范西岳。丁是高祐的女婿，范是高祐诗稿的整理校勘者。
高祐先生一生布衣，乱世中以设帐舌耕活命，从教五十八年。先生性桀骜，道德文章，书艺成就驰名河洛，也有过出仕的机会。癸亥年间（1923年），陕西督军刘镇华曾延聘先生为学社教席，但他因其弊政丛生，不屑与之为伍，言“南山捷径，祐实耻之”，婉拒不仕。家庭生活中，结婚有嫡室，妻性悍，常有河东吼，二人感情不睦。后娶次妻王氏，与王氏伉俪情深，相依为命。次妻、嫡室相隔四年先后去世后，先生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又娶信阳潢川女子张氏（名爱云），婚时，张氏16岁，先生64岁。张氏于1943年生了个女儿，名素娇。那年先生正好70岁。至所以要提到这段往事，是因为这个女儿和她的夫君是推动先父遗作问世众多功臣中的佼佼者。他们遵父命和母命，不畏困难，要把这文化的薪火传之于后世。
这里有两件事要讲。一是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高祐已年逾八旬，自知来日无多，把一生心血凝聚的书稿交于张氏，嘱咐再三，要妥为珍藏。因为高祐曾亲眼目睹自己的外祖父之一生著述，“业未卒而身殒，文稿散落流失，不可收拾，家人或用于糊壁牖”;二是张氏不辱夫命，于左倾年代及文革时期，将书稿多次转移，其间曾藏于家中跨院（解放后，正院被没收，高祐全家住在了跨院）车棚上的麦草堆内，也曾藏于孙女淑秀婆家的临街房的屋梁上。文革破四旧风起，张氏又取回，用黄油布包好，放入一口半截缸中，埋在家中后院露天厕所的粪缸下。直到文革结束，书稿才重见天日。
2000年以来，小女儿素娇与夫婿丁万乐继承先父遗命，矢志出书。2014年10月1日，我曾在寒舍接待过丁先生。当时丁先生是给我送《嵩洛草堂遗编》，事先通了电话，他是在刘林先生的介绍下，知我正在编辑《厚重老城》，喜河洛文史，丁先生认为，《嵩洛草堂遗编》在我手，当别有用处，就慷慨相赠了。我当时正在找高祐先生笔下与民国洛阳城相关的诗文，能得到《嵩洛草堂遗编》，可谓求之不得。高祐堪称“史诗”的《咏洛诗》等篇入选，自然会给《厚重老城》增色。机缘凑巧，我亦有心感谢丁刘二位先生，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丁万乐告诉我，“2002年5月在报纸上见到赵君平文章介绍高祐的‘慈爱’匾额，文章说，民俗博物馆有岳父老先生的东西，就与老伴高素娇商量去看。当时门票是15元一张，手上不宽裕，说白了也就是心疼那30块钱。后来想办法找到了馆长王支援，王听说我们是高祐的女儿女婿，很热情，让我们从边门进去了，见了面。我们看了老父亲的匾额后，很是兴奋感动，没想到时隔近百年后，还能看到如此清楚完好的书法匾额，还有热情的文化人和博物馆，如此重视老先生的遗墨。”
在与王馆长的谈话中，王问他们，家里还有没有老先生的东西。丁万乐就把家里还有大量诗文遗作的情况告诉了王。王听了后很重视，叫把东西拿过去看看。后来，丁就把部分原件和复印件送了过去。王支援馆长看后，很兴奋，当即决定办一个“高祐先生遗作展览”。
展览办得很成功，在洛阳引起了轰动。原计划开展两个月，结果一直办了半年。展览引起了范西岳君的注意。范君，偃师人，曾从戎，后就职于洛阳民俗博物馆，对书画碑帖浸淫日久，古文底子也好。心有灵犀一点通，范君以为，如此厚重的遗作遗墨，其体量之大，书写之精，实属难得。然而，入眼就能感受到的文化含金量，在半个世纪的辗转保存中，部分遗稿已经鼠啮虫蠹，若不及时抢救，散落遗失于乡野，将是文化史上之大不幸也。
于是他开始与丁万乐接触交谈。期间，他们也想到并找了政协等部门，因为文史搜集、整理和出版，也是政协的职责所在。但因了各种原因，未果。范君弘文之情却一发不可收拾，即自报奋勇，主动担纲，开始了诗文的校注。此时是2005年5月3日。
高祐遗存，有《传记碑文诗集》十五卷、《传记书答诗集》三卷、《洛阳人物志稿》十卷、《寻乐堂小草》一卷、《和张汉三采薇百咏》一卷、《竹逸居士生藏志》一卷、《诗法集粹》一卷、《周易辩画》七卷、《史记批注》二十四卷。另有石印本书法及作品若干。如此浩繁的卷帙，校勘注解，决非易事。范君与丁先生原来也有个想法，想出选集，校勘注解量小些，费用上也不用太为难，三几万钱，凑凑也就够了。但是范君在校勘过程中，入之愈深，越发觉得难以舍弃。范君讲，高祐，当之无愧的近代硕儒。遗作太厚重了，称得起时代史诗，文化高峰，最好是出全集。
在这期间，包括宋仁杰先生在内的热心人士，都希望高老先生的遗作能够早日出版，也想了不少办法。但苦于几个困难，一是高祐遗作遗墨的搜集，二是校勘任务繁重，三是出版费用。
高祐有一部分作品散失在民间。为了能使出版的《嵩洛草堂遗编》反映其创作的全貌，范丁二君走了很多地方，登封、偃师和孟津都留下他们辛勤搜求的足迹。如《许石衡先生墓表》，遗稿为残篇，此文在高祐文稿中，是比较重要的一篇。原因有三，一是他与许石衡（名鼎臣）的同门受教于杨伯峰，同砚情深，溢于言表，二是两人同为文章大家，过从甚密，惺惺相惜，三是此墓表气韵生动，文采风流，堪与韩文苏赋比肩。在搜集此篇轶文中，范丁二君想尽了办法，先后在孟津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后来，他们想到，既为墓表，当年勒碑，是无疑的，如今墓碑不见，会不会有拓片存世呢？姑且一试吧，他们又问了几家，最后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竟然在杨伯峰后裔杨天纲处，见到了完整的拓片。
为搜集老先生的书法作品，丁范二君、王支援馆长曾经跑到登封、禹县、汝州等地，去寻找，去拍照。只要听说哪里有老先生的东西，就要找到，给人家说尽好话，进行拍照。这中间，收获颇大。原来搞展览时，馆里收存老先生的匾额有五六十块，到出书时，已经增加到了99块。
丁万乐君还向我诉说了书出版前后的另一层艰难。
我们知道，高祐之书道，即使在世时也是“极称人口”（意：人皆誉之），“晚清暗弱，列强争锋，政事文坛，映射激发，与之尊崇的董赵书风，成为众矢之的，受到前所未有的抨击。就在书坛竞尚北碑的时候，先生奇崛的风骨，应允了那个时代，不经意中超凡脱俗，声誉鹊起。”（范西岳语）先生在世时，因诗文书道载誉河洛。仰慕其为人，请文乞铭者众，先生或因其德，感其诚，多为之。其中有大风雪仆马相迎者，有长跪叩头不起者，至于走书祈为载笔、挟册稽首者，更不可胜数。……近百年后，其遗墨原迹在文物市场已成珍宝。由于历史的原因，先生相当一部分原迹（既是诗文，也是书艺）流落民间。为搜集这一部分资料，丁范二君费尽了周折。比如《洛阳人物志》原稿散落几处，这是高祐为《民国洛阳县志》而撰写的，《民国洛阳县志》到现在仍未出版，更显得此作珍贵。这次能搜集到全部，作为《嵩洛草堂遗编》第三卷出版，功在河洛，一慰先贤，二补河洛史料之不足。
搜集原作的困难、校勘注解的困难，渐渐克服，剩下的就是出版费用的困难了。
2009年清明前，丁万乐听说许焜父子（现居西安）在孟津老家给先祖许鼎臣修墓园，许鼎臣先生与高老先生是至交，曾同时受业于孟津杨伯峰门下。于是就想办法联系上了许焜父子，约在洛阳某饭店见面。高家后人有女儿高素娇和女婿丁万乐、孙子高泰生;许家有许鼎臣玄孙许焜、曾孙许坚。高许两家后人谈起先辈往事，感慨万端，愿续通家世谊之好。次年清明，丁万乐等又借许焜父子回乡祭祖之机，邀请其到家做客。席间，议到出版先父遗稿资金困难。许氏父子询问情况后，当即表态可以资助8万。这使他们喜出望外。
有了这个好的基础后，他们立即与出版社联系，但出乎意外，费用却成了17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气馁，不放弃，丁万乐与老伴和家人商量，就是再难，也要把先父的遗作出版。说到这里，丁万乐说道，“我也有些愧疚在心，为啥，自己仅是个工薪阶层，先父的孙辈中也没有人做大的生意，可以资助。后来，先父的孙女高淑申拿出了2万。尚差7万。”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丁和老伴犯愁的时候。范西岳来了电话说，他有两个企业界的同学，早就知道高祐文稿出版之事，也了解范西岳君正在倾力校勘，出于友情，承诺出书时给予帮助。这里面一个是他的初中同学，一个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张敬业，拿了4万;小学同学肖崇安，拿了3万。
前面曾提到出版上也有校勘注解的困难。由于年代相隔，也由于高祐的诗文古奥多典，再加上年代渐远文化背景相异等因素，非详细校勘注解，其价值难以全部体现。校勘之事，在漫长的出版之路上，也曾有过别的动议，但邀请他人后，却因其国学功底不够而浅尝辄止。
历史有时是很有趣的，行程中的偶然，竟如天助。
现在我们看到如此厚重大气的《嵩洛草堂遗编》，其校勘注解，周全详细，采用了合乎一般读者水准的“文白体”，读起来颇为省力。此间功劳，全仰范君西岳，勉力而为。2015年9月22日，笔者采访范君时，他谦逊低调。只说是出于一种喜好和惋惜。喜好，是文化人的本能，因为高祐的东西，如浑金璞玉，人见人爱;惋惜也是止不住的心潮，文化，真正的文化不能遗失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
范君入手编注后，面壁9年，搁置所好，专注于此，也是真正的书生本色。单是征引书目，从司马迁等“二十五史”、司马光《资治通鉴》到施诚《河南府志》、龚松林《洛阳县志》，多达50余种。他是个做学问的人（《嵩洛草堂遗编》序、跋均为范君所撰，详略得当，文采熠熠，跋语落款“天助屋主”即其人也，其学问功底来做校勘，与高祐诗文正是妙配）。在采访丁万乐时，丁曾告诉我一个小故事。范君每天拿着高祐的诗稿，上班看，下班还看，他爱人说，有时叫他，他都听不见。他爱人曾对丁说，看他入迷的样子，我真怕他神经了。在范君家中，我见到了一个“工作手册”，是几十年前流行的可以放入口袋的那种简陋本子，那上边记录着搜求、拍照、原迹借还、校勘、电脑录入整理、生僻字处理、出版洽谈等事宜。我记下了几处：
“2006年元旦，（范君）去‘天子驾六’旧书摊，见偃师邓姓门市（面），有高祐对联两副，经协商同意拍照，带回。
“2009年12月2日，于今日，高祐诗稿全部注释完毕。此包括从刘林处接影印本143首，后又三次将遗稿诗全部补全。至此，已未有一首遗漏，目录显示则为838题。想当初只是（欲）选编，而今却是如此（浩繁），总以为，做一事不易，，既做则应做好。斯记。
“2013年7月9日，与丁万乐商（定），明日赴印刷厂说事，晚上整理U盘到一点多。斯记。”
河洛间，文化人的责任心，不由地让人顿生爱意和敬意。我之河洛，绵绵五千年也，代有传承，为前贤，也为后人。君心悠悠，高祐幸之，河洛幸之。这里再举一例。最后校对，范君来回跑印刷厂，纠正由录入造成的错讹，在电脑上一一订正，仅此一项就跑了一年。还有他的爱人王淑环女士，在拓印上是内行，第三卷书法印制的前期工作，为碑碣、匾额、诗刻、楹联拓印，奔波于各县，为夫君，为文化，尽是默默付出。
《嵩洛草堂遗编》出版，是河洛乃至中原文化传承的一件大事。如实地记下它出版的艰难，记下为之出力奉献的诸位，也是后学的责任。
还有两点花絮随后。一是《厚重老城》出版后，为感谢诸位文史作者，区里略备薄酬。高祐《豫灾纪实》《陇麦行》《洛城杂诗》《痛洛城》等入选篇章，计得稿酬920元。区政协工作同志看我做了整理、题写编者按语，就把稿酬写在我的名下。2015年8月的一天，我把此稿酬分做三份（随赠《厚重老城》各一），一份给丁万乐，他是高祐的后人;一份给范西岳君，校注辛苦;一份给刘林，牵针引线，同样是功不可没。高祐之诗文书艺是要传世的。此，仅为开端之例。
二是我写此文，情不自禁处，用了“天助”二字。不经意间，竟与范君西岳的书斋名相合。采访范君时，我有意问了“天助书屋”的来历。范君告我，他还有个名字，叫曲天助。天助，是他的舅母给他起的名字，因为他舅舅膝下有女无男，他从小跟了舅舅，后来当兵，才恢复了现名。为纪念舅舅和舅母养育之恩，他把“天助”作了书斋名号。那天告辞范君，我在想，天助，天助，《嵩洛草堂遗编》历尽磨难，终成正果，莫非亦是天助？
责任编辑 王小朋